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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渡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意象,它出现在诗中,出现在画里,出现在影视剧的场景中。

比如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的开场,便是在渡口的酒馆里,鱼龙混杂,气象万千。渡口意味着故事的开始或者终结,也意味着一种生活的抵达,佛渡有缘人,这,同样也是一种生活和生命的方式。

渡口其实是路的延伸,或者可称为流动之桥。按照渡口的本意,就是指代道路越过河流以船渡方式衔接两岸交通的地点:包括码头、引道及管理设施。但就是这么一来,诗意和意境便都有了,也成为诗人所别寄怀抱的场所之一,像陆游这样感怀:“未满百年均是客,不须数日待东还。”蔡襄则说:“江上行人空自愁,壮年双鬓已惊秋。不知风里千里浪,何事无情也白头”……

杭州城里城外曾经的渡口,早已被与时俱进的交通工具迭代更新。但从时间之河去眺望,它们依然充溢着诗意和烟火气。在渡口,现实和远方形成了平衡。(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杭州古渡启程与抵达

自古大凡有江河溪涧之处,就会出现渡口。沿江河人口比较稠密的乡镇,往往设有由渡工摇橹或用竹篙支撑前行的摆渡船;若是荒郊野津,不由令人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千古名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江南水乡杭州,自古以来最不缺少的就是渡口。

塘栖,繁忙不已的西摆渡渡口

京杭大运河出了拱宸桥,往北的水面趋于宽阔,一路到达塘栖,河面依然有近百米之遥。

塘栖境内东西各有一座大桥,西首的广济桥赫赫有名。但居民从水南去水北过一趟河,要走上一二里路去爬一座小山般的大桥,也觉得蛮吃力的,由此,东西两个渡口便应运而生,当地人称其为东摆渡和西摆渡。东摆渡因远离镇中心,渡口长年冷清寂寞,而隐匿于水南廊檐街的西摆渡渡口却是常年繁忙不已,时不时地有一波波人从各方而来在此等候渡河。

古镇的摆渡船也自有特色,船体宽二三米,深达一米,平底方头,平稳如岸,一二人站在船头上也不摇不晃。船身搭一张简易的凉棚,替上上落落的摆渡客遮阳挡雨,船舱两侧各嵌入两条长木板,这是替渡客准备的座位。窄小的船梢是渡工的天地,用一条横木档子跟载人舱隔离开。向来没有收费的明文规定,但人人知道,往一只端放在横木档子上的小竹筐里投一二钱币。船头上搁一支又粗又长的竹篙,最后一个上船的,得拿起这支长篙帮渡工将船从石岸边撑开,以便渡工摇撸掉头转向。

小时候,我从家里出发,往西走桥跟往东摆渡路程几乎相等,但那时只想图个新鲜,喜欢往东去坐摆渡船。但有时走到渡口,忽然发觉自己将会是最后一个上船的人,这拿篙撑船的角色如何担当得了?不免惶惶然,赶紧返身而走,船上随即传来“哎——哎——”的喊叫声,还以为遭到谴责,更加不安地加快脚步。其实,这时早已有个大人出舱登上船头,捡起了那支又长又粗的竹篙。

旧时,运河塘栖段格外繁忙而热闹,远远超过杭城境内的运河拱宸桥、卖鱼桥段。从乡间过来的船只大多是“赤膊船”,有摇橹的,有划桨的,大小不一,村民上镇来要么是替商家装运货物,要么贩卖自家出产的果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往来不断的客轮生怕小船挡道,一路频频鸣笛,货轮一拖二三甚至更多,就没资格跟客轮比速度了,只能缓缓而行。一艘艘张帆乘风而行的巨大帆船也不时地在河中央张扬而过,偶尔,长达二三十米的木筏或竹筏也会来轧闹猛,筏工倒是甘居下游,不争不赶,慢吞吞地用胸脯顶着一支竹篙在筏上前后来回地行走,不骄不躁习以为常。

古人替西摆渡渡口选择了一个黄金水道,这里河面较为狭窄,可以缩短渡船的行程。但问题也来了,本来就多的往来船只之间距离愈发接近,渡工要想横穿河面与各式船只擦身而过,难度增加,因此渡工总是一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大意。毕竟,船里大多时间坐着十来个渡客。

始于清朝的西摆渡渡口,随着上世纪70年代廊檐街的被拆除荡平也跟着消失了。当下,在河岸边有一片新垒起的平台,这便是西摆渡古渡口的遗址,而与其遥遥相对的水北渡口,因无人过问至今依然保持完好。

三家村,藕粉带动的渡口

三家村古渡口离杭城更近些,走运河到拱宸桥仅15公里。

三家村地属崇贤镇,崇贤镇紧依京杭大运河,境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农耕经济发达,自古就是个富盛之地,如今是浙江省经济实力百强乡镇之一。三家村更以种植莲藕和制作藕粉,在清朝居然将藕粉做成了贡品而名闻远近。村民凭一技之长积攒了一些钱,好四处走动,来村里购买藕莲和藕粉的外地人也往来频繁,因而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在这里设有渡口。近代出现轮船后,渡口附近便成为来往于杭州、苏州、湖州、德清等地的小火轮停靠码头。

早先,这里是个三角渡。由于运河西面属云会乡地界,曾设有两个渡口,西南面的渡口往马庄坝,西北面的渡口通往钱家桥,乡民可以从这三个渡口来回往返。三家村渡口近旁有个乡村凉亭,凉亭的石柱上铭刻一副对联:“朴朴风尘何妨小坐,依依杨柳莫误归程”,提示人们虽有柳条飘舞,春色如许,但别被春光耽误了回家的路程。因为无论是渡船还是轮船都是“归程”不可或缺的载体,谁也不会无视。

据说,三家村渡口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有渡船在这里载人过河,一百多年来,附近的村民要去运河对岸一趟,都得靠渡船来回穿梭,平日坐摆渡船的人一天下来不过百人,每到逢年过节,渡船才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带运河河阔船稀,渡工摇橹过河大约需要十来分钟,碰到刮风下雨甚至要花近半个小时。上世纪中期,摆渡船开始改用机动船,抵达彼岸只需三四分钟。机动船是村里买的,渡工只管支付柴油费,一天下来渡工也有一定的收入。

渡工坚持早出晚归,每天7点准时上船候客,除了吃中饭,全天候迎客,直至傍晚5点半才歇工上岸回家。机动船使渡工免受不时摇橹而耗费体力之苦,只管在后舱座位上把好舵一路“突突突”地前行,渡工、渡客均省事,而且从未出过撞船之类的安全事故。年,崇贤街道办事处又花了30余万钱替摆渡船更新,自此,渡船操作更趋于机械化。

摆渡这种比较原始的水上交通方式一直在三家村渡口延续,曾经是运河余杭段30多公里沿河唯一留存在用的渡口。不过,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如今来渡口摆渡的人越来越少,而且附近又正在造桥,估计村民摆渡过河将成为历史。

西兴官渡,看尽余年钱塘帆影

古代的钱塘江两岸,不论高官小吏、商贾文士还是平民百姓,出行全赖舟楫,因此历史上留下众多古津渡,后来不少变成了官渡,成为沟通钱塘江南北两岸的交通要途。

官渡是由官府正式设置的渡口,由朝廷派出的官员负责督察管理;官渡又多为大江大河畔的渡口,规模较大。古诗云:“依依官渡头,晴阳照行旅”,“月照临官渡,乡情独浩然”,在古代,官渡成为了“行旅”“乡愁”的代名词。

浙东运河自古有钱塘江渡、曹娥江渡、姚江渡等著名渡口。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将钱塘江渡称浙江渡,至唐朝列入官渡。延续到宋代,钱塘江渡分为两处,一处为北岸的浙江渡,一处为南岸离萧山12公里,对岸便是南星桥的西兴渡口。两处均设有中央专差武职官一人,任期一年。明万历《绍兴府志》载,西兴渡“置水手二十四人,官船一艘”,为钱塘江南岸的主要渡口。至清代,对官渡的督察管理依然十分严格,据康熙《萧山县志》云,康熙年间浙闽总督刘兆麟,因渡夫不法,立碑禁约。

《浙江古代陆上交通简史》载,钱塘江南岸的西兴镇古称西陵、固陵,乃越之浙江渡发展而来。在越王允常之前,城山下的渡口就是越国的重要津渡,是越国从会稽向北至吴国都城姑苏(苏州)的干道咽喉,经固陵向东可延伸至句章(今宁波),向南则可延伸至姑蔑(今龙游),历来有“浙东首地,宁、绍、台之襟喉”之称,因此,西兴渡也称西陵渡、固陵渡。

西兴官渡的历史曲折而复杂。古时的钱塘江江面宽阔,水流浩荡,风急浪高,渡船设施却十分简陋,因而渡船过江时不时会上演船翻人亡的悲剧。彼时江上行渡虽天灾不断,而人祸更甚。北宋时,汪思温出任临安太守,他对西兴渡、钱江渡作了一番察访后,一一揭露渡行中的弊病以及操舟者的罪行:“会稽钱江渡,舟人贪利超载而行,半途停桨索取钱物,暴风突然而至,全船溺没,惟操舟者都善于泅水,独能得免。”为此,汪太守除拨款监造大船数十艘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统一渡费,比如对操舟者进行严格管理,尤其是对那些船至江心对渡客强行勒索的操舟者,抓捕后一律“格杀勿论”。

这些严厉举措实施后成效甚佳,但待汪太守任期届满离开杭州后,西兴渡又旧态复萌,监管依然松懈无序,江面上仍然不时出现船翻人亡的惨象。

元代诗人张翥途经萧山西兴官渡来杭时,依凭所见写有七律《西兴渡》:“携家迢递过西陵,江雾微消海日升。帆影昼惊沙上雁,船声斗落岸头冰。果园霜后初分橘,渔浦潮平各下罾。岁晚不思行路倦,剡中佳兴正堪乘。”那是他的一次“岁晚”之行,携家带口兴冲冲地登上渡船,在江心观赏“江雾微消海日升”的旖旎风光,心情大好。

康熙二十四年(),赵士麟出任浙江巡抚,决然“俱复古制”,并拨款造渡江马船十条,使渡船的安全状况有所好转。民国以后,西兴渡逐渐远离西兴到达长河大渡埠头。年,在萧山名士金润泉等人的发起下,筹资建造了南北码头,并购置机驳、木驳,自此始有轮渡,摆渡也日趋安全。其后,时任浙江省长的张静江命人在杭州三廊庙建造长达30米的水泥钢筋渡口通道,又建成长达米的钢梁码头,渡口进一步得到扩张和改善。抗战爆发后,为阻断侵华日军南下,刚建成不久的钱塘江大桥被炸药炸毁,渡口码头与停靠在那里的船只也连同毁于一旦。年后西兴渡成立渡船公司,渡口开始恢复生机。直到年钱塘江四桥(复兴大桥)建成后撤渡。

至此,长达两千余年的西兴官渡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

子胥野渡,富春山麗渔夫艄公的传奇

从富春江上游桐庐七里泷至建德梅城一段有龙门峡、子陵峡和子胥峡,俗称“富春江小三峡”。从严子陵钓台至子胥渡口称“子陵峡”,长12公里,是富春江小三峡中环境最幽深、风景最秀丽的一个峡谷,峡谷两岸峭壁嵯峨,河道蜿蜒曲折。清代诗人刘嗣绾写有《自钱塘至桐庐舟中杂诗》,诗云:“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描写了子陵峡和子胥峡山峦青翠秀丽,溪水淙淙而流的美好景色。

在子胥峡的入口处有历史上著名的子胥野渡(胥江野渡),渡口石壁危立,上有摩崖石刻“子胥渡”三个大字。相传,楚国名将伍子胥为逃避楚平王的追杀,一路逃奔韶关,试图辗转投奔吴国。在途经建德一峡谷时,一条莽莽苍苍的大江阻挡了他的逃亡路,焦急无奈之时,迎面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艄公,他赶紧向艄公求助,身处封闭之地的艄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却凭直觉不顾一切地让他登上小船,带他渡江而去。艄公的举动令伍子胥动容,他解下身上佩戴的宝剑相赠,艄公不肯收,伍子胥无奈,只得收回宝剑,并反复叮嘱艄公千万不要向外人透露他的去向行踪。为表明自己信守诺言的心迹,艄公竟然沉江而逝。由此,伍子胥才摆脱了楚兵的追捕,顺利逃奔到了吴国都城姑苏。后人遂将荒落的村野渡口取名为“子胥野渡”。

子胥渡恐怕是有史以来最早有记载的一处野渡口。现今,这里已经成为富春江小三峡的著名景点,渡口离岸一步之遥有一石台,上有一尊背朝江心的老翁石雕,纪念那位传说中为保护伍子胥而甘愿沉江的渔公。

连带的传说还有子胥野渡鸭,后为建德的一道名菜。说是逃亡途中的伍子胥在富春江边遇到了一位放鸭老人,被他救助渡江,上岸后他又将伍子胥带到自己家里,下厨烧了一只鸭子,并对他发誓:“你吃完鸭子自可放心而去,无人可知你的行踪。”后来,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放鸭翁的义举,就把这道菜称为“子胥野渡鸭”。

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富春山麓人烟稀少,荒凉穷僻可想而知。这里虽为山间峡谷,但江水却是水波不惊,因此才有可能存在渔村、野渡,住在江畔的渔夫、艄公才有可能与逃亡的贵族士大夫有一段偶遇,山野村民忠厚、淳朴的性格又促使其采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信守承诺的“义”。这大约就是余年前“子胥野渡”传说的文化历史背景。

瓶窑,最后一个消亡的渡口

源于东天目山的苕溪干流南苕溪,从中泰乡入境,穿越余杭街道,经仓前吴山,在瓶窑镇汤湾渡、龙舌嘴与中苕溪、北苕溪汇合,经良渚安溪、仁和獐山入境德清,最后注入烟波浩荡的太湖。

瓶窑镇东首崇化村的汤湾渡始建于清代,曾在渡口旁立碑“渡口守则”,守则多达近十条,既表示渡口管理之精细,又说明在苕溪摆渡行船风险不小。因为苕溪左依崇山峻岭,右接平原低地,居高临下,势如建瓴,自古洪害多发,发大水时河道变宽,水流湍急,渡船难以驾驭,容易产生船翻人亡的悲剧。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崇化村就买来了钢质渡船更换旧木质渡船,宽大的渡船也只能在宽达80米的苕溪主干道上缓缓而行。平日里载客不多,自早到晚仅50人左右。

崇化村村民大多以种植水稻瓜果、养蚕挖笋等作为生计,而种植地却大多在溪河对岸的北湖草荡。村民要去那里一趟,到汤湾渡摆渡是唯一选择。每逢春播夏收时节,荷锄带筐候船过河的村民成倍增加,昔日静寂的渡口一下变得热闹起来。

随着瓶窑镇工业经济发展迅速,汤湾渡附近的村民也陆续拆迁搬往他处,渡口渐渐静寂,于年撤渡。至此,杭州境内延续了上百年的古渡口都完成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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