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甜
制作：童达清
三、文化交流与地域认同
1．徽宁的文化交流
“徽宁”地域认同的形成，离不开两地文人的文化塑造。明代中后期的宁国府讲会运动，为徽宁文人的思想交流提供表达的空间。明代徽宁文人对此十分在意，宣城人汤宾尹说：“宣界歙而都，风英流美，以蚤得承问为快。”认为宁国府有地利之便，能较早接触徽州的文化思想。宣城梅鼎祚亦表达同样的意思：“宣歙错壤比畺，风声所及，河润非遥。”宣城文士梅守箕说：“余郡与新都邻，而余之识新都人也，自胡仲鱼始。已而识汪仲淹，已而识谢少廉、程子虚，已而识汪仲嘉、刘季然、方嗣宗，已而识汪司马伯玉先生。”宣城梅鼎祚送别徽州友人：“邻壤风相及，行云暮亦还。”歙县汪道昆给旌德文人写信称：“宛陵、新都相为唇齿，君侯在旌犹在歙也。”可以想见文人往来的热络程度。
清代徽宁二府的乡试考场设于旌德，为两地书生的交往创造了条件。徽州人潘伟这样解释与旌德方学成的交游：“往时学使者科试驻节宣之属邑旌阳，校两郡之士。士之有声庠序、以文章知名当世者，则相聚过从游讌，予因得交于松台方君。”光绪宣城教谕曹崇庆为歙县名士曹振镛之子，写词吟咏：“此日宣州，当时歙浦，两地溪山亦有缘”。康熙进士旌德张守式在徽州设馆，其族人张守乡也“设馆于歙之石门”。歙县程元愈入籍宣城廪生，其子程隆家在乾隆年间“以歙籍成进士”。宁国县商人后裔张守镕居于宣城湾沚，与徽人后裔乾隆进士朱元荟聚首论文。上述的事例，无疑反映徽宁文人的密切关系。民国时期籍贯太平县的作家苏雪林，自认为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这虽是个人行为，却也反映出一种地域倾向。
需要指出，文人之交固然引人注目，徽宁两地在画派、版刻、医药界等方面的交流亦很频繁。泾县朱爵（-）弃儒习医，“时徽郡多名医，公三至其郡，遍询其学而学焉”。太平孙广拜师于歙县医生程敬通，大精其业；同邑周之明则从泾县查了吾习岐黄业，深得其旨。旌德汤氏是著名的版画刻工家族，汤炳南在南京经营书坊，极力推广木活字印刷，印行范围上自经史子集，下至民间文学小说、戏曲唱本、杂谈传奇、神话故事，延续徽派版刻风格，是当时金陵一带影响较大的书贾。
在徽宁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徽州一直保持着文化优势。“季福”的话展示出徽州人的“大哥”心态，这种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强大而稳固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徽商程海若的妻子曹氏说过：“今赤手筹筴，或假铢两博千金，悉吾徽人也。”这也是理解徽宁地域关系的一种视角。
2．作为共同地域象征的黄山
黄山是皖南山区海拔最高的核心地带，位于徽宁二府交界处，三十六峰中有八座属于宁国府。太平县与歙县接壤处为乌泥岭，徽宁自此分界。在旌德南境山区，可遥望天都、莲花、狮子三峰。旌德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站在窗前，就能看到黄山的风景。”
图3从旌德远眺黄山
照片来源：年10月17日摄于旌德白地镇柏树下，远方为夕阳下的黄山。
随着明代山区开发的深入，徽商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持黄山南部的开发，通往黄山的三条道路，以歙县汤口的上山路线最为方便。与此同时，黄山北部开发也稳步推行。弘治年间，宁国府同知姜绾在太平知县张瀚等人陪同下，自太平境内的北坡登上黄山，可见其时道路已经修通。太平陈、谭、冯三姓为“黄山公举”，可能是担任乡约一类的职务，其中陈钰不避艰辛，独任其劳，后人立黄山吕公庵纪念。
明万历年间，有徽商在黄山判买山场数千亩，伐木贩运江南，天启间被人告发，成为轰动一时的“黄山大狱”。在这场官司之中，与歙县相邻的太平县也被牵涉进来。天启太平知县童学贤不为强邻所慑，保护了当地的利益。当地人立童公祠，胡笃卿《童公祠记》大致勾勒事情的经过：“适歙邑吴以漏黄山山税闻于上，道府亲勘。歙故耽耽，思有一当，以分其过。侯属地尽标以旗，实皆绝巘陗壁，与歙令争，岁省几千缗。”经此一役，太平成功摆脱歙县试图转嫁的负担，并使得徽宁二府在黄山的行政界线以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
实际上，明代时黄山仍是养在深闺的无名之山，据日本藏《大明地图》，皖南及周遭区域标出九华山、天目山、钟山和三茅山，却未标注黄山。黄山的形象转换，与明清徽商的崛起息息相关。清初的黄山形象经历从“世外山”到“黄山灵奇”的形象变迁，后者通过自然景色的描绘及人文景观的凸现，表现徽州人对黄山乃至徽州的文化自豪感，甚至顺应十七世纪下半叶“徽州意识”的重建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由此，黄山不仅是皖南核心地带一座界山，也是徽州人地域认同的文化纽带。有记载说：“时客去自新安者，骄以黄山”，反映出徽州人对于黄山的自豪感。站在黄山诸峰之巅，远眺或者想象“环山宣歙十万家，下视泠冷垤中蚁”的情景，自然会生长出一种别样的地域情怀。
明代以降，徽商对于黄山开发的推动，有利于凸显黄山的文化品位。以游览黄山为联系纽带，促进了徽宁文人的交往。从歙县汤口上山较容易，有不少宁国文人选择从歙县而非太平上山，增加了两地文人的交往机会。明代宣城梅鼎祚从徽州前往黄山的道中，写下“两乡风土似，谁信客中行”的诗句。清初宣城施闰章在送旅外徽人孙无言返乡的诗中写道：“黄山距予家不数驿，予往而不果者三焉……歙人孙子无言客广陵十余年，未尝一日忘黄山所与游者，皆为文辞送其归。”康熙十一年（），施闰章的黄山之旅终于成行，在《新安集》自序中写道：“歙与宣轸相接也。士大夫时相往还，而黄山界宣歙间，道歙为稍易，余是以有歙州之游。”在历代《黄山志》的刊刻中，徽宁文人、画家、刻工共襄盛举，共同确立黄山图在山川版画中的地位和价值。康熙六十年（），歙县许起昆、吴来儒和旌德方学成等三位文士相约同游黄山，将所作的序记、图赞、诗句等合集刊刻为《读黄合志》，乃是徽宁文化圈密切交往的典型。
黄山这座名山不仅仅唤醒南边的徽州意识，而且也唤醒北部宁国府人之认同。太平县历代地方志书中皆有一个显著特点：在严守疆界的同时，注意对黄山的记述，尤其是有关黄山的诗文、游记则是有多少收多少，使人读《太平县志》就会感到太平县与黄山的血肉联系。太平人极力凸显与黄山的密切联系，并唤起了与徽州人相似的黄山认同。泾县人张拓芜旅居台湾后，曾日日夜夜坐对一幅彩色的黄山照片，描述一段欲说还休的黄山梦境：
此无他，只因为黄山是皖南的一部分。他是泾县人，泾县离黄山还远着，还有三百来里地；但他贪婪而霸道的据为他故乡的一部分。
从大处想是说得过去的，何况同属安徽又同属皖南！这心态尤其值得同情，也不管太平县的人同意不同意了。
为的就是那分日思、夜念，难以排遣、无法诉说的浓浓乡愁。
张长虹以石涛《黄山图》为个案分析认为，由于古人特有的桑梓观念，徽商虽然不再回乡，但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殷殷之情不可能割舍净尽，请人绘制山水画，以表示他们对于故乡的依依之情，是最现实可行的事。对于黄山的眷恋，契合张拓芜的思乡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山不仅成为徽宁二府共享的地域象征，甚至被放大为安徽乃至中国的地域象征。
四、结论
民国年间，宁国府被裁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民间还在继续延用这一称呼。宣城下属的湾沚镇，当地民众径称宣城县为“府里”。泾县作家吴组缃创作的乡土小说《山洪》中，仍使用“宁国府”这一历史名称。归国广东华侨邝氏兄弟，以其先祖封宣城侯，以不求甚解而妄信其说，决定前往宣城垦殖，也是地域认同的另一种表现。不过，宁国府人的地域认同远远不及徽州人那般执着，这就涉及到两地之间的差异。
客观地说，徽宁二府与周遭地区相比固然具有相似性，但两地在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差异，这是二者数百年间实力升降的根本原因。徽州山区具有“四塞之形”的特征，是天然的避难场所，从东晋南朝至抗日战争时期，“远方游宦与夫寓公之避地而来者，皆视徽为乐土”。郑力民根据徽州地名、徽州地方志和徽州地方神等标志性要素，推测徽州自南宋开始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至明代中期最终完成对文化的整合。熊远报强调自然环境对整合徽州文化的作用，指出徽州文化的相对聚合性增强徽州人的整体认同感。与徽州不同的是，宁国府在地缘上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南北冲突与融合的前线，导致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早在宋代，宁国知府杜范就为江北流民感到头疼：“江北之人，流徒失业，而遂嫁祸于江南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清末民国，尤其以太平天国战乱为甚。总之，徽州在明代中期完成了地域整合，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徽商之崛起，以及徽州整体实力的跃升，这皆是宁国府无法匹及的。
传统中国的地域文化及其差异，衍生出形态、范围各异的地域观念和文化认同。从江南、安徽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徽宁”自有其一体性；就徽宁人自身的视角而言，两地又有所差异。可以肯定的是，从隋唐的“宣歙”到明清的“徽宁”，名称排序的微妙变化，折射出两地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转换历程。理解历史上徽宁二府之间复杂的地域互动，有利于拓展对“大徽州”的学术认知。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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