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为避战火，浙江大学走上一条漫长的“文军西征”路。
年9月，唐觉20岁，被浙江大学录取。
年9月13日，他到浙江大学报到。
仅8天后，
年9月21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多月后，战事日渐紧张。
当时的竺可桢校长决定，浙大一年级新生前往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上课，唐觉也在其列。
80年后，当唐觉度过了他的百岁寿辰时，浙江大学也迎来了西迁80周年的纪念日。
这位岁的浙江大学农学院的老教授，不仅仅是西迁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更是整个西迁历史的启封者，西迁精神的铭记者。
新年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百岁老人讲述浙大西迁故事。
岁老教授，是那段尘封记忆的开启者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公寓楼室是唐觉的居室。推门而入，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玄关壁橱上陈列着几只蝴蝶标本，环绕着电视柜的是一摞摞上了年纪的书刊，边角翻卷，书页泛褐，连用来捆扎的尼龙绳都已经老化。书堆最上方，一只风干了的松果安静地躺在灰尘里。
一摞摞报纸堆叠的沙发上，一位身着黑色羽绒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那里。
唐觉，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全国第三批昆虫学博士点的建立者。出生于年2月的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
回想起当年禅源寺上课的日子，唐觉说，禅源寺设施简陋，人迹罕至。在这远离尘嚣的深山，师生间的关系反而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紧密了。当时的校长竺可桢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推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导师的任务，不仅是学生的学业导师，还要是人生导师。
这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首次出现导师制。
淞沪会战结束后，杭州沦陷已成定局，浙大开始了全校性的大迁移。从西天目山，到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等地，都留下了师生们的足迹。
浙大在宜山停留一年多，正是这段时间，确定了“求是”的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名字，在宜山期间，竺可桢进一步深化求是的内涵。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所谓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
年底，浙大第四次迁移，到达贵州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及下属的永兴。
抗战胜利后，浙大师生于年结束西迁回到杭州。这段有着“文军长征”之称的西迁之路，曾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外人所知。正是唐觉，在浙大回归36年后的年秋天，重新开启了那段波澜壮阔的记忆。
唐觉说，那年他到贵阳出差，借此机会重访故地湄潭。“当时接待我的是湄潭时任副县长洪星，很可惜，当时当地政府对那段历史完全不清楚。”
这次到访，让湄潭与浙大的缘分浮出水面。后来，在洪星、浙江大学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年，湄潭“浙大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建成对外开放。浙大“文军西征”的故事，才为外界所熟知。
一路西迁一路做学问，他的论文登上英国学术杂志
在唐觉的家中，钱江晚报记者看到了他年发表在英国皇家昆虫学会刊物上的英文论文《湄潭五倍子的分类》，已经泛褐的封面上，中国、贵州、湄潭的英文单词格外瞩目。
这篇论文，让唐觉很光荣：“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关于昆虫研究的文章在英国的杂志上一共只刊登过两篇，这是其中一篇。”
作为中国昆虫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五倍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唐觉的专业所在，就是源于浙大西迁期间。
湄潭是中国五倍子的产地之一。五倍子又名“百虫仓”，顾名思义，在整一个瘤状的“果实”里，寄生着数不清的蚜虫。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曾有记载：“五倍子味酸咸，能敛肺、止血化痰、止渴收汗。”除了药用价值以外，五倍子还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和科研价值：其中内含的鞣酸可以作为蓝黑墨水的稳定剂，而从中提取的倍酸，更是曾经塑料工业和提炼半导体的重要原料，五倍子的提取物是航天事业火箭燃料中的稳定剂。
当年收集的五倍子标本，唐老至今仍珍藏着。
自年在时任院长蔡邦华的指导下接下这个课题起，唐觉就奔波在了湄潭五公里周围大大小小的山上。“吃过早饭就出发，带上烧饼在山上待上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学校。”唐觉告诉钱江晚报记者，遇上工作量大的时节，他们每隔一天就要上一次山。
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中国只发现了两种五倍子，可在湄潭的短短几年里，唐觉将这个数字扩大到了九种。
早上一个番薯中午一碗青菜，日子虽苦却铭记一生
唐觉说，年，参加报到的两百多名浙大新生中，参与西迁的新生只有一半，而最终能够毕业的，则更加稀少。
“走有走的困难，留有留的危险”，浙大的教授在西迁前，对唐觉和同学们说的这句话，何尝不是对时局的感慨：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
迁校之初，竺可桢就确定了浙大尽量迁小城市甚至乡下的原则。一则，可以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二则，能够降低师生的生活成本。但是，即便如此，浙大同样遭受了日机轰炸，如在宜山，大片校舍就被炸为瓦砾。此外，至于生活成本，随着浙大师生及家属上千人的迁入，以湄潭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为例，物价同样上涨厉害，师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箪食瓢饮。
早上一个番薯，中午两碗米饭，一碗青菜一碗豆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短短几年时间，唐觉先后掌握了英、德、法三国语言，并通过旁听习得了日语、俄语和拉丁语。
所以，唐觉认为，西迁精神，就是不怕苦，并且，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也要安心、用心地做科研。“我现在视力很不好，就跟当时用显微镜看了太多标本有关，那时没电，也没有电灯。”唐觉说，他们从做标本盒和标本橱开始，每天完成30个针插标本。长期的锻炼使他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在缺乏载、盖玻片的条件下，他曾在同一盖玻片下把35只有翅蚜排列得整整齐齐。
“浙大西迁史是一段了不起的历史，这段历史不应该被人忘记，”唐觉说，“而活跃在这段历史里的每一个人，更应该被历史铭记。”
关上公寓的门前，记者又回望了一眼这个充满历史刻痕的房间。若是没有人倾听，没有人发掘，这能讲七天七夜的故事，这满屋子的历史，也许也会像大浪淘沙般，被淹没在时光的长河中吧。
文章来源：《当年采集的植物标本我至今仍视若珍宝》钱江晚报记者王湛通讯员张凯凯
图片来源：张凯凯、网络
本文编辑：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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