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水利事业

隋唐的水利事业

隋唐时对农业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水利事业，最大者首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与维修。大运河的贡献不仅在水利灌溉方面，在运粮的漕运和运货的商业上亦起巨大作用。但运河对农业的贡献是最基本的。因为中国的地理地貌，西北高而东南低，素有“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之说，大江巨川，均不断滔滔东流而去，没有一条贯通南北，连接黄河、淮河、长江等各水系的天然大河成为中国的大动脉。

自从有了大运河以后，全国血脉流通，全局国民经济皆活。魏晋以后，南方经济逐渐发展，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而政治重心和军事重心仍在北方，以东南之饶，养北方之劲，岁漕东南之粟以济京师，是维持唐宋等朝代大一统帝国的根本。不论隋炀帝开凿运河动机并不良好，徭役有多沉重多残虐，但隋时开凿的运河，对农业水利、水道交通、漕运﹑商业，以及对唐、宋大帝国的盛衰，都起着长远的决定性影响。

大运河各代虽有变迁，但其基本线路均循隋时运河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一：通济渠。大业元年（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引谷、洛二水至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杞县东北）引黄河水，通于淮河。其时始建东都，炀帝欲行幸扬州，亦名御河。河畔筑官道，树以杨柳。

这条通济渠在唐代名广济渠，曾加以疏浚，连接各旧水道，其中主要有汴河。这段汴河，原先水道不畅不连贯，隋及唐在开凿时均使旧水道开浚而贯通，原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丘（今河南杞县），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合，流入淮河。经炀帝时开凿和唐代维修以后，由黄河至雍丘的汴河一段加深，至雍丘（杞县）后使水东南流至泗州，入淮河。这样便使南北水路干线缩短。

其二：山阳渎。山阳渎是隋文帝开皇七年（年）在古邘沟的基础上所开凿，由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向南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今扬州市）人长江。这是沟通江准的干线，当时准备大举伐陈，开渠主要目的在运兵运粮，“以通漕运”。

其三：江南河。大业六年（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欲东巡会稽。”这就是江南运河，自京口引长江水至杭州入钱塘江。

其四：永济渠。由黄河向北，引水至河北涿郡（治所蓟，今北京市），即“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之永济渠，在河北的一段干线。大业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所凿。

其五：广通渠，在潼关至关中长安的一段。隋文帝开皇四年（年）六月王子，诏“开渠自渭达河，以通运漕”。是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今西安市）至潼关，三百余里。渠成后，转运通利，关内赖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各渠道，至唐代大受其利。

除沿渠两岸可灌溉水田外，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广通渠各渠道均疏浚联接，至唐时完成，对漕运、商货流通、人员来往，水陆交通便利等所带来的利益更大。此外，唐代对全国水利灌溉事业比较重视，有专职水利机关管理。中央尚书省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员外郎;尚书省以外专管水利的有都水使者等官。

都水使者是管理舟楫、河渠、水利与水害的专官，在官书规章方面，至今还留有唐代《水部式》一部，记载水利灌溉、水渠造堰、斗门管理，水流分配等等，均有条文详细规定。观此可知唐代有经常注意水利设施的常设机构和管理规则。中国的第二大河流黄河，经常泛滥，是灾害常见的大河，有历史记载可查的自周定王五年到解放前年。

约余年中，黄河溃决泛滥成灾就有次，大改道26次，发生在西汉武帝时，王莽始建国、东汉永平，下至北宋、元、明，清各朝代均有，唯独唐代未见，这和唐代重视水利，设有常设机构进行具体管理的制度有关。在地方，刺史、县令都有监督指导水流灌溉的职责，设官吏管理。其官职有渠长、斗门长、津吏等。

唐代兴修水利遍及全国，除《旧唐书·食货志》外，见于史书记载者亦复不少。如武德七年（年）同州（治所武乡，隋改名冯翊，今陕四大筋）酒中云得臣，开渠自龙首，引黄河，溉田60余顷。广德二年（年）户部侍郎李栖筠奏准，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所设碾础70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万石。建中二年（年）宰相杨炎，于丰州（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其迤北一带）直巴出，陵阳荣。

又丰州刺史李景略，凿咸应，水清二渠，溉田百顷。长庆四年（年），白居易在杭为刺史时，浚钱塘湖（今西湖）周围30里，每减一寸可溉田十五顷，每一伏时可溉田五千余顷，使濒湖水田无凶年。修筑湖堤，又浚城中六井，以供饮用。为文记其事。太和时（——年），咸阳县令韩辽，以秦汉时有故漕渠兴成堰，东达永丰仓，自咸阳抵潼关里，可以罢车之劳（可用水路漕运代替陆运），请疏浚之。

堰成，果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又唐自贞观以来，边疆广土自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雅辛河流域一带）北抵薛延陀（今杭爱山东部地区古铁勒部广大地区）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皆有营田、屯田。而灵武（治所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辖境今宁夏西北部）、邠宁（治所今陕西彬县，辖境长武，永寿一带至甘肃东部马连河、环江地区），及内蒙河套广大地区，唐时均有营田和屯田。

很多地方“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唐以戍兵屯垦方式推广农耕，因而兴修了大小不等水渠堰堤及沟渠等水利设施。如高宗与武则天时，娄师德在河套，河湟间营田很有成绩。盐州有特进渠，夏州有延化渠。郭元振在河西屯田，粮食丰收，可支军粮十年。太和末（年）王起奏立灵武邠宁营田，邠宁节度使毕诚，亦募士开营田，岁收30万斛。在宁夏北部黄河西岸有唐徕渠，渠口在青铜峡，引黄河水北流，经永宁县、银川市、贺兰至平罗县，全长公里，虽汉时已有旧渠，但大部分为唐代所筑和加修。

唐代关中和陇右、河西及山西汾晋流域，基本上连成-一个大经济区域，关中的马匹及耕牛来自陇右、河西，农业粮食供应除自给一大部分外，大部分来自陇右、河西及山西汾、晋地区，少部分来自河南、河北和山东。在天宝末年以前，关中食粮尚未依靠江淮地区。在开元天宝时，由于水利发达，陇右、河西所产粮食，可由船载运，顺黄河而下，绕河套西南部而达关中。

山西汾、晋流域粮食运济关中，在隋代已成常例，即在广通渠开凿的前一年，隋朝廷在开皇三年为使多运粮至关中，诏令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13州，募置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以漕关东及汾晋之粟。这13州中，蒲、邵为山西永济与垣曲，怀、卫为河南沁阳和淇县，皆在黄河之北。陕、郑、邵、卫、汴诸州皆在黄河沿岸。唐开元时，裴耀卿虽建议多运江淮米粟以济长安，但其运到的粮食是“山东粟”，还是黄河流域所产者为多。

“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晋与绛是山西汾水流域的临汾和新绛，魏、邢、贝是河北的大名、邢台、冀县。濮、济、博三州在山东濮县.在平和聊城。以上都是黄河流域。自洛阳至三门峡一段，尤其在三门峡的18里山路最难，常牛马运载，损伤车牛，费大而运量少。开元二十九年（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龙门（在三门峡黄河中）以通漕，开其山巅为挽路，烧石使热，然后浇醋使山石易碎，而凿之。

然弃石入河，激水而激流愈汹涌（湍怒），舟不能入新门。于是只好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运输十分艰难。裴耀卿、韦坚先后掌漕政，兼水陆运使，欲兴漕路，欲废陆运，始终未成。只好雇民车牛以载，八递运送，费大而量很少。河南尹李杰、裴迥，先后致力改进，亦未能以水运代陆运。仍分八递，用牛车乘，每岁止运米万石。裴迥欲在滨水处为宿场，分官总之，自龙门东山抵洛水（洛阳）天津桥，用石竭遏水。后因安禄山乱起而未成。

唐代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地方残破，黄河流域、关中、河西、汾晋流域农业衰退，官吏人数增加，而侈靡又有增无已，唐中央政府只依东南长江下游粮食接济，而漕路绵长，随时有被截断之虞，黄河三门峡一段天险又无法克服，天宝以后，唐室衰弱，此是一重要原因。唐代水利，漕运与农田灌溉并重。各渠往往置渠堰使，如贞元时以东渭桥纳给使徐班，兼白渠，漕渠及昇原、城固等渠堰使。关中水渠纵横，除通漕外，注重灌溉，除上述各大渠外，还有各处中小渠，陕西邰阳开凿了阳班湫，在宝鸡开渠道，引渭水溉田。

宝历时刘师仁在高陵县修白渠，后人称为刘公渠，他在郑、白二渠上游，依据《水部式》规定，置斗门，调整渠水上下流之间流量，使沿渠农田各获水源，灌溉无缺。他任京兆府高陵县尹时，在郑渠与白渠交汇处各设斗门，分水分流入二渠，使不泛溢与干涸，各有一定流量。其他泾水，渭水各渠之间亦置堰及斗门控制，调节流量，使农业获得丰收。刘师仁因修渠有功，由高陵县令升为渠堰使。高陵县今陕西三原县，在西安市临潼之北。

唐代淮南及江南水利，亦漕运与灌溉并重。扬州有太子港陈登塘34陂，日久湮塞，唐初疏浚。又有江都县雷陂与勾城塘，在贞观时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所修，灌田八百余顷。贞元时，县令韦游继之增修。润州金坛县有南北塘，武德时，为刺史谢元超修复，以广灌田。升州句容县有绛岩湖，麟德时，为县令杨延嘉修置，大历时又有增修，周围百里为塘，立有二斗门，以节制水流，灌田万顷。常州武进县有孟渎，元和时，刺史孟简所修，溉田四千顷。

润州丹阳县有练塘，周围80里，永泰中，因废塘修复，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田。湖州长城方山西湖，贞元时，刺史于颠所修，溉田三千余顷。又于郡中设堤堰，开塘蓄水，岁收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湖州安吉县有石鼓堰，圣历时，县令钳耳知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县中邸阁池及杭州余杭县有上湖、下湖、北湖，在宝历时疏浚。

开元时兴修水利较多，明州部县（今宁波市）小江湖溉田八百顷，西湖溉田五百顷，衢州西安县神塘溉田二百顷，越州诸暨湖塘，会稽防海塘，自上虞抵山阴百余里，以防海并蓄水溉田，亦在开元时修筑。会稽防海塘亦称捍海塘，唐以来不断加修，在浙江境内名钱塘江海塘，在江苏境内名江南海塘，两塘连接，长达数百里。在皖南.福建，福州、泉州、蒲田等地，唐代所修水利亦不少。

结语

近人冀朝鼎在其所著《中国历史上经济地带与灌溉事业》一书，就其所收集资料列举各省所修水利次数，并比较各朝代情况，认为唐代所修水利最多。在唐代各省中以浙江为最多，计有44次，陕西、山西居其次，各为32次。又其次，则是福建，河北、河南、四川、江苏、江西、安徽。江南水利兴修上升为第一位，反映江南农业在唐代有迅速发展趋势，中国经济重心（基本经济地带）南移，水利事业与农业灌溉是一个有关键性的促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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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唐六卷》

《旧唐书》

《杜少陵集》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