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太湖地区蚕桑的发展历程

我国古书上常常把“农”字和“桑”字连结在一起，合称“农桑”。历代封建王朝也每年用赋税的形式，向人民征收粮食和丝绵布帛，以豢养他们的官吏和军队。所以宋元以前，我国农村中除种粮食作物外，一般都裁种桑麻、养蚕缥织。

蚕桑和植棉业的消长

南宋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从这时起，棉花栽培开始从华南沿海向长江流城扩展，后来又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棉花棉布生产多了，蚕桑业便逐渐萎缩下来。明初，明朝政府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同时还规定。金、银、棉布、棉花、麻布和绢帛都可以用来缴纳租税，并订定丝、棉、麻织物分别对米的比价。

绢一匹折米1.2石，棉布1匹折米1石，夏布1匹折米7斗，棉花1斤折米2斗。可见当时棉花、棉布、麻布和丝绵绢帛，在人民生活中已是常用的衣被原料，植棉和裁种桑麻已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明朝前期，是棉花栽培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大发展的时代。明朝人邱溶说：棉花在明朝“其种乃遍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服用”。明朝棉花的栽培和棉布的使用渐趋普遍，说明此时丝绵和丝织品已大部分被棉花棉布所取代，也意味着各地蚕桑生产在进一步衰落。据明朝正德年间纂修的《姑苏志》记载：元朝时的平江府，包括现在的茫州市和吴县、吴江、常熟、昆山、太仓、嘉定等县，共有桑树27万株。

明朝把平江府改称苏州府，所辖的仍是这些县。据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即十四世纪七十年代，苏州府有桑树，株，而弘治十六年（公元年），只有桑树24，株。固然，这些封建王朝官书上的统计数字并不可靠，但从27万株减少到二万余株，它所显示的从元末到明朝中叶，苏州府各州县桑树正在大量减少，当是事实。栽培桑树的锐减，反映蚕业正在迅速地萎缩。

事实上，明朝中叶，全国各地的蚕桑业，除浙西嘉兴湖州等个别地区以外，都在普遍衰落。郭子章在《蚕论》中说：

“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伙，取给于濒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予道潮、阆、女桑，桃桑，参差墙下，未尝不羡二郡女红之置，而病四远之惰也。夫，一女不绩，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况乎半天下女不绩也。”

郭子章是明朝嘉靖时人，从他这一段话，使我们知道嘉靖时，即十六世纪中叶，除浙江嘉湖等个别地区以外，其他各地，包括江、浙的许多地方，蚕桑业都衰落下去了。当然衰落的原因并不像郭子章所说的那样取决于当地妇女的勤惰。

为什么明朝时浙西嘉湖地区的蚕桑业不像其他地区一样趋于衰落呢?关于这个问题，明朝严书开曾有解释，他说：

“宋元之间，其种（指棉花）始至，关、陕、闽、广，曾得其利。洪（武）永《乐）之际，遂遍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菜。自此而天下之务蚕者日渐以少。独湖（指嘉湖地区）地卑湿，不宜于木棉，又田瘠税重，不得不资以营生，故仍其业（指蚕桑业）不变耳。”

严书开把各地蚕业衰落的原因归于棉花的普遍栽培，而植棉之利又远过于养蚕栽桑，这是正确的。不过他把嘉湖地区的蚕桑业没有衰落的原因，说成是“湖地卑湿”，不宜于植棉，以及“田瘠税重”却不符合事实。嘉湖地区土壤并不瘠薄。也不是不宜于植棉，其蚕业所以没有衰落是另有原因的。

我们知道，丝织品有它特有的优点。例如它轻柔纤美，富丽华贵，这是棉织品所不能企及的。所以棉布并不能完全取代丝织品。而浙西嘉湖地区早在宋元以前就是全国蚕桑业的重心，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能生产优质的丝茧。它附近的苏州和杭州，唐宋以来就是繁华城市，向以织制高级丝织品而驰名全国。苏、杭丝织手工业所用的原料丝，就是由嘉湖地区提供的。

所以明朗时全国各地蚕桑业普遍趋于衰落，而嘉湖地区的蚕桑业非但没有衰落，反因其他各地的衰落而更加繁荣了。

明代嘉湖地区蚕桑业的进一步繁荣

嘉兴府的首县是嘉兴县潮州府的首县是乌程县。民国以后，乌程和归安两县合并为吴兴县。明清时代蚕桑业最发达的实际上只是嘉兴县和吴兴县及其邻近的桐乡、崇德等几个县一小块地方。浙西、丝蚕业极发达的一些乡镇如濮院、新胜、双林、南浔、菱糊、乌镇等都在嘉兴和吴兴两县。而这些乡镇，有几个是明朝时才开始有的。

例如双林镇，据《双林镇志》记载：

“双林始亦一村落，户不数百，口不过千余。明洪武十四年（公元年），颁黄册于郡县，令民以户口自实，……则户犹未广也。成化时（-）倍于前矣。嘉靖之季（-）被倭冠及马道人之变，窜徙失业，稍稍零落。至崇祯朝（-）征烟户册，实得户三千有奇，口六千有奇。”

据此可知，双林镇在明朝前期的百年间，户口增加一倍，明朝中后期的一个半世纪中，双林镇的户口比明初增加了六、七倍。

和嘉兴、濒州接壤的江苏吴江县，情况和嘉兴湖州差不多。有人统计明朝弘治以前，即十五世纪中叶，吴江全县只有七个市镇，到嘉靖年间，即十六世纪中叶，又有七个村子发展为市镇，到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后期，则又有三个村庄发展为市镇。在这些新兴市镇中，以震泽和盛泽为最大。

盛泽也和震泽一样，是明朝新兴起来的市镇。这地方原名“青草滩”，顾名思义，就可知道是一个相当荒芜的地方，明初还是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后来逐渐繁荣起来，成为江浙两省交界线上的大镇。明朝嘉兴、湖州及吴江县的一些村庄发展成为市镇，一方面说明明朝二百数十年间太瘸流域人口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这些地方蚕桑生产的日益发展。明代后期，嘉潮地区蚕桑业兴盛，正因为这一带地方蚕桑业十分兴盛，每年生产着大量丝茧，所以吴江的震泽和盛泽能成为太湖边上的丝织手工业基地和丝绸的集散市场。

震泽县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元朝时震泽只有几十户农家，成化年间发展到三四百家，以后又加倍地发展。洪熙、宜德年闻，即十五世纪前期，震泽镇上才开始织绸，当时丝织技工还是从苏州城里雇来的。说明这时候震泽的丝织业还在萌芽时期。成化、弘治以后，即十五世纪后期，震泽本地人才精于丝织技术，经营这项手工业的越来越多。

震泽所产的绫紬则运销于盛泽镇。盛泽镇的蚕桑丝织业也很兴旺。章回小说《醒世恒言》说。“镇上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逦宵彻夜。……江南养蚕，所在最多，惟以此镇最盛。"该书作者冯梦龙是嘉靖时人，可见嘉蜻时盛泽的蚕桑丝绸已非常发达。

震泽、盛泽是吴江县的西南乡。《震泽县志》上说。“蚕所在有之，西南境褒接乌程，视蚕业兼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荫弥望”。嘉湖地区的蚕桑业向东北延伸，使吴江县西南乡的丝蚕业也兴盛起来。

明末清初，吴县境内的蚕业以东酉洞庭山最发达。清初的《吴县志》上说：“湖中诸山……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生女未及笄、教以育蚕，三四月谓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其蚕业所以特别发达，也是因为它们伸入太湖中，离嘉兴、湖州很近的缘故。

从行政区划上说，吴江和吴县是江苏省的两个县，但是从蚕桑生产上看，它们是嘉湖蚕区的一个组咸部分，它们的蚕桑业应该包括在嘉湖地区内论述。

据上所述，可见在明朝蚕桑业很发达的嘉潮地区，只是浙西的嘉兴、吴兴及其邻接的几个县，和江苏吴江，吴县的部分乡镇，范围不大，直到消朝前期，这种情况仍没有多大变化。清初的康熙皇帝玄晔，曾先后多次坐着船，经由江南大运河到杭州去游玩、巡视，路过江苏的吴县、吴江和浙江的嘉兴、吴兴、桐乡、崇篝等县，看到运河两岸绿油油的桑林，一望无垠。不胜感慨地说。“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湖丝之盛，惟此一区。”他说的“惟此一区”，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嘉兴、吴兴及其邻县一小块地方。

十八世纪开始太湖地区蚕桑业的扩展

大约从十八世纪开始，欧美商人来华搜求湖丝和丝织品的渐渐多起来。嘉湖地区丝蚕业虽然极盛，但所生产的丝茧和丝织品却远不能满足洋商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太湖流域的蚕桑业便以嘉湖为中心，由近及远地向四周扩展。

浙西的长兴和嘉普两县，离吴兴和嘉兴最近。进入十八世纪后，这两县的蚕桑生产发展也较早，长兴的蚕桑业是在清朝的乾嘉之后，即十八世纪中后期开始兴起的。到十九世纪就更发达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满清王朝在浙江镇压太平天国的军政费用都仰给于嘉湖地区的丝茧捐税。

嘉善是嘉兴府的一个县。“光绪嘉善县志”说。蚕桑业“向来惟西乡有之，至道光时东南乡有树桑饲蚕，兢为治丝之事者。”这里说得也很明白，清朝前期以前，嘉善县只有邻接嘉兴的西乡栽桑养蚕。鸦片战争前后，嘉善县的蚕桑业才开始从西乡向东南乡扩展。

和异兴县相邻的天目山麓的安吉县，同治年间纂修的县志上说。“迩来山乡亦皆栽桑”。看来安吉县的平原地区，同治以前就有栽桑养蚕的，同治年间，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该县的山乡才开始栽桑养蚕，从事蚕桑生产。

总的说，安吉县的蚕桑生产是从邻接吴兴县的一面向山区发展y平湖县的蚕桑生产是从邻接嘉兴县的一面向滨海一带发展。

太湖北面江苏各县的蚕桑业也在鸦片战争前后，即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兴起。其中以无惕兴起最早，也发展得最突出。

无锡近代的蚕桑业是由湖州扩展过来的。近人陆子容回忆年前后的情形说。那时候，无锡南乡桑树的树龄比北乡大些，蚕篮的式样，南乡都是湖州式。北乡的蚕篮已就湖州式稍加改进，要比南乡的适用些。他认为无锡的蚕桑业是从南乡向北乡扩展的，而以南乡的吴塘门和南方泉等乡为起点。按吴塘门、南方泉等乡都在太湖边上，和湖州只隔一片太湖。

何拭，江苏江阴人，威丰五年《公元年），他从江阴乘船到浙江去，道经湖州一带描述了运河两岸的树林：“行列极整齐，而形状极奇崛，高不过四五尺，然搓梢丛起，如力士支拳，如药权探手，生气远出，若有勒之使还者。少则数亩，多则数十亩，了无杂木参错其间”。何拭看了很觉奇怪，问摇船的人这是什么树?摇船的人告诉他这是桑树。可见何械在湖州是首次看到拳桑。从江阴到翻州是要经过无爨的。可见那时无儡还没有成片的桑园，更没有成片拳式剪定的桑树。

无镯用大片土地栽桑，估计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末或七十年代之初。当时太平天国战争已经结束。战争期中，由于人口的流亡，战后无惕也多少出现些荒田。于是无鬻地主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大量收买土地，大片栽植桑树。例如曾任山西按察使的严紫卿，在其卸任还乡后，即购买土地栽桑。严紫卿在其自订年谱中写道，“同治十年《公元年），置农具，买耕牛，种田三十亩，并诣古桃李（即嘉兴县）购桑秧三千枝，排种宅前之南湾，为一方开蚕桑风气之先。”这和陆子容回忆年时无髑已有三四十年树龄的桑园，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无锡桑园面积迅速扩大，有些地主富农甚至把稻田改种桑树。当时无人秦湘业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说。“近年吾乡种（桑）者日多。五月间，坐轿至大池，一望皆是也。……邑人公议，以稻田日少，将请官禁。”扩大栽桑，影响粮食生产，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光绪二十年（公元年），日本蚕务讲习馆派技师松永伍作来华考察，他到无镯后所写的观感上说。“自苏州到无慨，一望无际皆桑也，……枝叶繁茂，可为惊羡。”严紫卿同治十年（《公元年）栽桑三千株，尚说“为一方开蚕桑风气之先"，到公元年，已是桑林遍野，枝叶繁茂。可见十九世纪后期无镯蚕桑生产发展的迅速。

结语

江浙太湖流域是我国现在最重要的蚕区之一，它在我国蚕桑史上也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明朝时，由于植棉的逐渐普及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蚕桑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趋于衰落，而太湖南面的嘉湖地区，非但没有衰落，反能独特的繁荣。鸦片战争后，在国内外对丝茧需求的刺激下，太湖北面、西面的无锡等县，蚕桑业也迅速兴盛起来，以至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太湖流域的蚕桑业始终头角峥嵘，在全国常处于领先的地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太湖流域欣欣向荣的蚕桑生产，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恐慌的打击下立即衰败下来。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给蚕桑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使太湖流域的蚕桑生产，三十年来，能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今后它对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必将作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无锡蚕桑发展概况》

《桑赋》

《乾隆吴江县志》

《乾隆湖州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