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竺可桢实地考察天目山禅源寺，决定将浙大级新生迁入禅源寺就学。图为考察期间与体育教授舒鸿、一年级主任潘承圻在寺前合影，题字为竺可桢手迹。图片来源：浙江大学档案馆）
摘要：中国教育制度“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
“导师熏品”论：首设导师启蒙光源
“我受竺校长的熏陶愈久，对他的敬仰愈深”
年，哈佛大学校长劳威尔在美国开各大学风气之先，将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引入本科教育。竺可桢在哈佛念博士时对其益处已有体会，印象深刻，“哈佛、耶鲁均用导师制，要有指导学生行为之任务”。阅读哈佛大学历年校长报告后，他判断“该校行了导师制后，学生成绩比以前优越。至于训育方面，行导师制更易见效。”（竺可桢《中华民族之必能复兴》）
年5月18日，竺可桢在校长补行宣誓典礼上致答词，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只重“教”而不重“训”，只重知识传授而不注重品行陶冶。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大学里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急应改良。”
他一针见血地抨击中国教育制度：“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在这种制度下，决不能造成优良的教育。”（竺可桢《大学生之责任》）
年9月23日，浙大新生西迁至天目山，他借鉴牛津、剑桥等名校的做法，在国内大学本科生中首开导师制之先河。先是在一年级二百五十余学生中试行，再稳健扩大范围，“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则另行选择”，并且“决定每两周导师召集学生谈话一次，名单由注册股开列”（《竺可桢日记》，年10月27日、11月17日）。
浙大导师制要求教师除担任专业授课外，还负责指导学生的品格修养，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使学生有较多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享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杨卫《竺可桢教育思想对当代一流大学建设的启迪》）
这不完全是西方大学的舶来品，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就有很多优良的传统，例如书院制“以熏陶人的品格为首要，师生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书院制的特点，就在熏陶学生的品格，我们只要看朱晦庵、陆九渊或是王阳明的遗书，就可以知道当时师生中切磋砥砺的状况。”（竺可桢《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补行宣誓典礼上的答词》、《大学生之责任》）
年10月24日，竺可桢抵天目山，看到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好学、老师乐教的情景，非常欣慰。当天是星期日，秋高气爽，每位导师都带十七、八位学生出外散步，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竺可桢日记，年10月25日）他晚年回忆：“在这个时候，训育是用导师制的，因为一直在颠簸流离，师生共患难，可以说这是全校精神最融洽的时候。”（竺可桢《思想自传》）
（年12月9日02:41一稿，12月15日21:18二稿，。本文为《竺可桢：“东方剑桥”之父──“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竺可桢史评之事功篇》连载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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