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佛教通史》《中国禅宗通史》《浙江通史》等传统佛教史的叙述框架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径山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一是佛教进入前，以龙神崇拜为代表的地方传统时代；二是佛教禅宗的进入与径山寺的开山，为径山早期佛教经营阶段；
三是随着吴越国、南宋时期杭州政治地位的提升，皇权对径山的影响明显增强，为径山与中央政治权力高度关联阶段；四是明初朱元璋对佛教的整顿与径山的衰弱；五是明中后期地方士绅主导下的径山复兴；六是清代以降径山地位的下降。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六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也不存在前后“替代”关系。相反，这些不同阶段的历史是不断层叠的，是对以往历史的整合与再造。
传统佛教史中径山的历史分期一龙神崇拜1唐代以前的径山历史现存关于径山历史的叙述基本都以唐代国一禅师法钦至此开山为起点，径山的历史被简单地理解为佛教在此地的发展史。这显然是后来以佛教为中心的叙述逻辑，事实上，在此之前，径山所在区域本就有土著人的文化。
从汉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开始，天目山周边就存在许多与“龙”有关的传说，龙神崇拜在地方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民间，官方也参与了对龙的崇祀，而道教茅山派更是将天目山纳入其“洞天福地”系其背后有一个官方和道教势力尝试着将本地土著的社会和文化纳入新的秩序的过程。
众所众知，蛇崇拜是百越人显著的文化特征，天目山区普遍存在的龙的崇拜，极有可能是上古时期百越人的文化遗存，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化，呈现出宋代官方记载中大量存在于这片区域的龙神信仰。
2，龙神崇拜在国一禅师到达径山前，龙神和他的五百龙众居住于大湫之中。龙神表示“当挈归天目山”，将径山让出与佛教作道场，此说法点明了径山、径山龙神与天目山的关系，“山乃天目之东北峰，有径路通天目，故谓之径山”，径山从属于更大范围的天目山地区。
在杭州西面天目山周边地区，崇祀龙神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延续至唐宋时期。径山龙神信仰的背后，是地方社会上的人们。
在此，我们看到自上古以来天目山区对龙的崇拜持续影响着这里的人们，虽然唐代佛教的进入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并通过一系列传说将本地龙神传统与佛教加以关联，形成新的历史叙述，但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龙神崇拜（祈雨）一直是在他们对径山的认知里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国一禅师开山之前，径山处于一个以龙神信仰为核心的土著社会时期。从现存史料记述来看，当时的径山仅见有龙湫。
二皇权与政治：国一开山与南宋时期的径山1国一禅师的开山国一禅师来径山之后感化了一名猎者。正是这名猎者和前官员吴贞的支持，使径山得以开山，佛教势力进入了径山地区。“自兹盛化，参学者众”，国一禅师可能已在地方社会小有名声。而唐代宗的召见，不仅使国一禅师本人获得了赐号，还使径山在地方社会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
唐代宗被认为是唐代所有帝王中最虔信佛教的一人。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佛教护佑国家的观念在代宗时期达到了顶峰。“勅本州于径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以奉巾瓶。命州长吏逐月躬至问候。”精舍的重建以及州长吏的逐月问候，无不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国一禅师的背后是唐代宗的支持，即皇权是佛教势力进入径山地区的一个依仗。
除了反映径山的龙神崇拜之外，也体现了佛教禅宗对径山土著文化的收编与融合。龙神化为白衣老人，拜于国一禅师前，并自述不安难息。传说中的这些细节是佛教将龙神纳入其体系的证明，是禅宗对径山土著文化整合的体现。简而言之，禅宗通过将龙神并入其中的方式，试图对径山地区土著文化的融合，并占据了主要地位。此后，对径山的叙述，都带有佛教史的色彩。
2吴越到南宋：径山与皇权的结合径山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在国一禅师的故事里已有所体现，其质的升华出现在吴越时期。据《径山集》载，钱镠微时曾到径山，上述法济禅师与钱镠的故事存在后世僧徒编撰的可能，不过，从钱镠替法济禅师乞赐“紫方袍”和“赐号”来看，法济禅师应是受到了钱氏的重视。吴越钱氏素以佞佛著称，吴越国亦形成了杭州、明州、台州三大佛教中心，并在忠懿王时达到了鼎盛。
钱氏持续崇信佛教的政策导向及其对佛教活动的资助，使吴越国奠定了江南佛教的中心地位。而“其后文穆、忠宪、忠懿王皆不忘武肃之遗旨”，终吴越一国，径山应都受到了吴越王室的庇护。
而张九成因与径山僧宗杲论时政而遭到贬斥，既表明高宗对佛教势力的某种限制，更提醒我们径山僧人在当时政治生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皇权参与径山的同时，径山僧人亦参与政治，二者一体两面。
径山早期法脉与寺制变化一般而言，唐代国一禅师的开山被认为是径山地区佛教历史的开端。按万历四年（）僧人正璠重刻《径山集》记载，以正德十四年（）为界，径山共有列祖七人，十方住持八十代。在这“七祖八十代”的法脉谱系中，掩盖了径山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径山早期法脉从牛头宗到洪州禅的转变；二是径山法脉传承的背后，寺院寺制从“甲乙制”到“十方制”的转变。
一从牛头宗到洪州禅1牛头宗南移与径山开山纵观各类史籍，多将唐代国一禅师法钦开山径山视为该区域历史的起点，呈现以禅宗法脉为主线的历史叙述，反而忽略了当时复杂的历史图景。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唐宋史料的基础上，对国一禅师开山一事加以论述，澄清径山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
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天目山地区龙神信仰的影响力，也反映了道教与天目山地区的龙神信仰的结合。龙简、宫坛及洞天福地的身份，融合到了洞霄宫建立的历史叙述之中。这个历史叙述的背后是道教在天目山地区长久且持续发展的过程，并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将龙神信仰纳入到了自身的体系之中。在国一禅师开山之前，道教在天目山地区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国一禅师径山的开山，实际是其师门牛头宗迫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压力，向浙江南移的一个结果。同一时期，有其同门的惟则法师前往天台山，整体是具有一定的规划性。“遇径则止”的传说，只不过是历史叙述对此的包装而已。
至于国一禅师选择径山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径山属于天目山山脉，而天目山地区此前就有龙神和道教信仰的流布；另一方面，可能于同一时期佛教其他宗派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活动有关。
2国一禅师的法脉传承一般而言，宗派的经营需有相当的投入和机缘，牛头宗自国一禅师开始径山后在天目山区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后续的活动是该宗派能否发扬光大的关键。因而，此处专论国一禅师的法脉传承。因大历年间受到了唐代宗的召见，国一禅师名声大盛。
国一禅师的成名是借了崇惠禅师之力。从《佛祖统纪》来看，宋代的佛教学者并未将崇慧禅师与国一禅师关联。而单就《径山集》的内容来看，崇惠禅师也未返回径山，未在径山经营，《径山集》有借崇慧禅师之事夸大国一禅师之嫌。
国一禅师大历年间才前往径山，显然柳贯的说法时间错乱。加之上述宋代佛教史料之中也并未提到慧汤，而元代距唐相隔甚远，柳贯之说，存在故事混搭、道听途说的可能，并不足以采信。但是，这类故事的编撰也不全是无中生有，或许这也从另一角度提示我们，国一禅师的弟子应是离开了径山分散发展，给传说的编撰提供了原型及空间。
二径山的甲乙制1关于甲乙制的讨论佛教史研究中，寺院经济一直是重要的课题。其中，以何兹全的研究为代表，揭示了佛教寺院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组织。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逐渐发展为一种含有政治、社会、经济性质的新的组织。宗教信仰之下，寺院也成为了社会上雄厚财富的所有者之一。5因此，佛教寺院的传承也不再仅是佛门内部佛法的一种延续，而是僧团权益的转授。
换言之，佛教每一宗派开山建寺，代代相传的背后，是对僧团权益的一种持续掌控。因而，寺院法脉的传承意味着寺院管理权的更迭，僧人、信众、官府等不同势力的介入，使得寺院的管理制度变得相当复杂。
一方面，纪华传将中国佛教制度可以归纳为三种：佛制、僧制和王制。佛制是指佛教中的戒律和威仪，王制是指国家管理佛教事务的有关制度，而僧制是指戒律之外，由佛教界领袖所制定的寺院管理制度。一般而言，其历史可追溯至东晋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
2径山甲乙制的兴起法脉的传承对“甲乙制”的重要性，但也强调对“甲乙制”不仅是法脉，而且还是财产和领导权威的传承。认为“甲乙制”作为一种寺院的传承制度，它的确建立在同门师徒间的传递之上，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背后是一系僧人长期经营、把控寺产的一种意向。
我们能清晰的感知到无上禅师离世后，其门下的僧人想要持续经营径山的意图。这些僧人将无上禅师葬于寺院之西，又请法济禅师坐镇。遗憾的是，因史料有限，我们无法得知法济禅师是否继承了径山的寺产。
径山转入洪州禅之后，其门下僧人持续经营、长期发展径山。从无上禅师到法济禅师，径山逐渐显现了“甲乙制”的端倪。以法济禅师为界，径山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及祭祀活动，形成认同，走向更系统化的组织形式。洪州禅的进入，可以认为是径山“甲乙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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