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
古代城市大多依“宫”建“城”，唐宋以来，“市”才开始在皇城之外发展壮大，从此“城市”文化一直蕴含在“城”与“市”的张力之中；殿堂对市井，王霸对烟火，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两条路线。近代以来，皇权被推翻、私园变公园，可传统文化心理中挥之不去的“王霸气”、“中轴线”，仍影响着城市建筑乃至城市规划的审美取向。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观成为效率和规矩的表征，可城市的文化气质中也因此缺失了烟火气的一面。作者在古今、中外、正野史料间轻松游走，举重若轻地速写出中国城市的文化发展史。作者将扎实的史料梳理隐藏在轻松的语调之后，“四两拨千斤”地呼吁着“城市温度”的回归：多留出些“平民空间”给老百姓自由发挥，或许是纾缓城市审美疲劳的最好解药。本文载于《文化纵横》年第1期。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刘老三与刘老爹：城市发展的两条路线
前些时从北京去了趟西安，不禁想起刘家往事。刘邦是沛县丰地人。丰说城不城，大概镇的规模。刘邦行三，青少年时代是镇上的顽主。刘家老爹也不是多正经人，平日跟些嘎杂子琉璃球打得火热，酷爱斗鸡踢球。刘老三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上进心。他后来去咸阳服徭役，目睹帝都的气派、今上的威风，立下好男儿要活就活成这样的大目标。再后来，目标实现了。目标刚实现，沛县帮的萧丞相就大兴土木。刘老三说，天下一惊一乍指不定归谁呢，老萧咱造它呢！
老萧说，正因为天下方定未定才要大造特造：不炫不酷谁看得见您，您又镇得住谁呀！刘老三赢就赢在从谏如流上，于是在长安造起亭台楼阁，并把刘老爹送进深宫颐养天年。庄严肃穆的深宫里，刘老爹的规格待遇上了天，幸福指数却跳了水。老三见老爹郁郁不乐，找人一问，居然是住不惯：刘老爹虽企盼儿子在万人之上，自己却只习惯在万人之中，苦苦怀念在丰的日子。刘邦说这还不容易，在长安边上建了个一模一样的新丰，把旧丰的老街坊整体搬迁了来。
从刘家的往事里，可以约略见到古往今来城市发展的两条路线：殿堂对市井，王霸对烟火。
▍宫的底子
人类是抱团的动物，城市是扎堆的地方。最早的城市是村——比如说小王村。小王村后来添丁进口，成了大王村。大王村后来挖环壕、起围墙，版本不断升级，成了“国”（都），真的有了王，并向四周收保护费及存在税。《禹贡》里评定九州土色、列举各地物产，想必也是为了课税大摸底吧。城（市）一般会有城（墙），但也不一定。城墙据说跟坝关系密切，能防水，但主要功能应是防人，防抢东西的敌人。敌人不光外面有，里面也有，因此城内套城，墙内筑墙。到了国家阶段，国（都）几乎等于国王的住宅及办公厅。一般的城可看作国（都）的简写本，因为城的首长都是“分身之君”（黄宗羲语）。一百年前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比较了东、西方城市之后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不过是行政机构的堡垒，或官员的驻地。这话未免绝对化了，未必尽合数千年间的百城烟水，但确实犀利。
中国早期的城市尤其是都城，跟畿服的“天下”一样，俯看是由里而外的同心圆，侧看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城的主体是宫，然后是“仕者近宫”，再然后是“工商近市”，再再然后是“不仕与耕者近门”。出了城门还有“郊”，郊以外就是“野”了。国王自己玩不转养心殿储秀宫，勋贵自己也运行不了马大人胡同铁狮子胡同，他们需要各种碎催烧陶运菜、吹喇叭抬轿子。碎催在“市”或“门”一带打工，起先都不一定让住城里，后来放进来成了“国人”，是因为需要他们的24小时不间断服务，跟现在的住家保姆差不多。“郊人”类似城乡接合带的北漂，是提供这类服务的重要人才池。
早期帝王的“都市观”很可能是：宫城≈都城。秦都咸阳原在渭河北岸，那里有甘泉宫、望夷宫以及荆轲刺秦的咸阳宫，后来扩容到南岸的阿房宫、兴乐宫、上林苑，于是便有了“渭水贯都”格局。嬴政在黄土高坡上修了好多宫殿，还用各种“道”将其勾连在一起。实力、气魄在那儿，始皇可能真是想“表汧（后称千水）以为秦西门，表河（黄河）以为秦东门”，把整个关中都当了帝都。汉长安城，宫殿就占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还不算城外的宫殿。当时也搞南水北调、西水东输，甚至还修了“飞渠”（渡槽），河水笑入皇家林苑。王公贵族的陂塘也喜分一杯羹，可以荡舟，船上张着伞盖，四面围着帐幔，船夫摇着橹，唱着江南采莲歌（恕我稍作演义）。普通市民则使用用不了太久就会污染的水井。
战国以来的大一统运动也好，帝制运动也罢，至秦汉大功告成，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其实帝王本人的想法一般比较朴素，无非秦二世说的“作宫室以章得意”，或前引萧丞相把刘皇帝说乐的那席话。而理论高度则要靠等着往里挪、向上挤的打工仔了。只要激励机制到位，打工仔的创造力不可低估。被发到西北守边防的山东人娄敬，就是在迁都问题上一言兴邦而一举姓了刘。意识形态打工仔们在君权和天命之间媒婆似的忙个不停，“五德之运”“天人感应”实属千禧年级别的理论创新。当然忽悠蒙事的也不少，徐福、卢生还中了标，和他们的“长生不老工程”相比，今天那些首席专家或学科带头人弄到的钱真不算个数。
天命谁也看不见，但特殊领域的专门人才能看见，国家的天地四时之官，民间的张仙姑马道婆，都能通过一些迹象得见权力的神圣合法性。有些迹象比较low。还是天象有品位，尤其星空，神秘而深邃。北极星是天上的头子，皇帝是地上的头子，“天极”和“皇极”之间，不只是老子和儿子，而且是镜前和镜中的关系。于是秦的咸阳城“象天极”而“则紫宫”（北极星及其团伙），汉的长安城也被附会成“斗城”（北斗南斗），其政治含义很明确，即杜甫说的“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所以，天象之学在历代跟导弹、核潜艇的学问一样，都禁止民间研习。
作为权力大讲堂的国都，不但“象天”还“法地”。由于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法地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根据地势的高低安排社会的贵贱。有时“地”还优先于“天”，如汉长安即“因天材，就地利”没把宫殿安排在离北极星更近的北城，而是建在城市最高处的南部。西安一带考古发现的秦汉宫殿不在高坡上就在高台上，这与再早个两三千年的杭州天目山良渚文化古城一脉相承。要想洪水淹不着而洗脚水有人拎，等级是必要的前提。自然地形因此获得了社会含义：平地适合垂首，谷底适合仰望，而雄视天下、俯瞰众生最宜在城门楼子上。
除了高高在上，王者还“必居天下之中”，即“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国都建在大地中央据说是为了不偏不倚，让四方进贡的和四下收税的跑同样的距离。平面的“中”被争强好胜的人类捣鼓成社会的“高”。因此，边疆的夷狄入主“中国”，有时包含了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接轨的意思，如北魏孝文帝便觉得拓跋在北岳之北，缺个“九州”户籍，于是决心迁都天下之中的洛阳。要属秦始皇重位置更重本质，咸阳在西岳之西，他既要居中又不想挪窝，便把天下名山像废封建设郡县那样重新任命了一遍：东五座、西七座，秦居中央。
“择天下之中立国”还不算完，还要“择国之中立宫”。这在原理似不太通，实践上也不易行。就算在城中央立了宫，宫中央立了殿，殿该朝向哪边呢？就算殿是祈年殿那样度的，王者既非三头六臂，要接受四面八方来朝，他不得坐转椅吗？再说了，方向也早就像位置一样等级或礼制化了，“向明而治”“南面称帝”“北面称臣”都弱化了四面居中的意义。于是中央收缩为中轴。中轴原则与方向原则合计商量的结果是：南北中轴线最好，东西中轴线也行。
梁思成先生以北京城有中轴线平分东西、无中轴平分南北为憾事，估计是心里放不下《周礼·考工记》“方九里，旁三门。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模本吧。在城市尤其是宫殿布局中，中轴线把主从、尊卑、左右平衡演绎得淋漓尽致。不过受地形、坡势、旧房基、新发展诸多条件的限制，有时候伺候好一根中轴线并不容易。据有关专家考证，明清北京城从永定门到钟楼7.8公里的轴线不但没均分城市，甚至还跟子午线成一定夹角，即不那么正南正北。其实，前面说了，宫才是城的主体，从万春亭放眼望去后三宫前三殿天安门正阳门一路中轴就OK了，哪个皇帝还真“左准绳右规矩”去验收啊。中轴原则对我们民族的等级观念影响至为深远。平日老百姓圆桌聚餐，都要推举出一把椅子为上座呢。
大汉前边有个“大秦”，西边也有个“大秦”——古罗马。位于中西两大文明上游而人口在几十万到百万之间的长安与罗马有同有异，最显眼的不同是公共设施。罗马有斗兽场，长安也有——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禹犯了事就曾被扔进上林苑的虎圈，经汉武帝特赦才虎口余生。罗马斗兽场向所有罗马市民开放，而虎圈的观众席上只有汉帝及其后宫。罗马的广场熙熙攘攘，演讲的、算卦的、卖东西的、偷东西的，应有尽有。而建章宫、未央宫前的广场大概只见过皇帝的仪仗，没挨过普通人的鞋底——衙门前的空场同样是“肃静”的地方。
罗马有不少浴场，不光搓泥，还集茶馆、KTV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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