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治”是洞天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组织形式开启了两千年的道教历史，并成为后世各处名山的一种“原型”。欧福克博士的《二十四治访道记》原连载于“行脚成都”，回忆并记录了他年至99年间往来于川西平原，寻访汉末道教圣地的经历。现蒙欧福克博士授权，连载于此。
米芾碑卫复华先生提供鹤鸣山又称“鹄鸣山”，是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并且地位相当高，因为这座山传为太上老君封张道陵为天师的地方，后世尊称“道源”。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灵化二十四》中写道：“鹤鸣化，五行金，节立冬，上应氐、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属；卭州大邑县西北，去县三十里余；老君授天师箓处；徐孝道、何丹阳、马成子上升。”可见，鹤鸣山的仙缘非常深厚。“箓”是记录神祇名讳、形象、部属及符咒等内容的文书或簿籍，主要功能有三：一是作为入道和晋升法职的凭据，二是防身保命，三是召神行法，所以正一派道士至今要“受箓”，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士。按唐代文献中的常规，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杜光庭以“化”代“治”，因此他将鹤鸣治的名称改为“鹤鸣化”。天师道鹤鸣山治究竟在何处，学界、教界中都有一定的争论，因为“鹤鸣山”这一地名不止一处。四川剑阁县就有一座鹤鸣山，山上的唐代道教摩崖造像及其他文物古迹证明，剑阁鹤鸣山拥有历史悠久的道脉。王纯五先生（–）则认为，鹤鸣治最早的中心地带在青城天国山，但天国山根本没有道教遗迹，反而至今是佛教圣地，山上有一座天国寺（古称圆通寺）。宋代道书《云笈七签》卷28记载，鹤鸣山“与青城天国山相连”，所以鹤鸣山本来不可能等同于天国山或为天国山的别名，“相连”两个字不允许这种解读。如今，由道教协会认可的鹤鸣山，也就是天师道的鹤鸣山治，在大邑县城西北12公里的悦来镇（原鹤鸣乡）三丰村境内。
鹤鸣山道观三圣宫/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其实，祖天师张道陵也在青城山活动过，半山腰的天师洞（古常道观）因而得名。青城山、天国山及大邑鹤鸣山都属于一个山脉，所以我一直认为，整个山区可冠以“道教走廊”或“道教山脉”之名，上述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毕竟，二十四治均无“铁证”；考古发现并没有提供某个古治不可动摇的证据，即使发现了汉代遗迹，后者与二十四治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晚出的记载和地方传统有自己的意义，即使无法彻底证明天师古治所在地的“准确性”，还是值得研究、承认。大邑鹤鸣山天谷洞（传为张道陵、张三丰修真之所）里曾发掘出一通“汉碑”，碑的质材为钟乳石，右边镌刻“盟威之道”四个字，正中刻有“正一”两个大字，左下方镌刻“张辅汉”（张道陵字辅汉）三个略小一点的字。我认为，这通残碑上恰好保存有早期天师道最关键的名称“正一盟威之道”以及祖天师亲自落款，实在太神奇了，令人无法相信。至于这通石碑出于哪个年代，则姑且不做定论。
鹤鸣山道观迎仙阁90年代/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大邑鹤鸣山其实并不需要“汉碑”之类的“证据”，因为关于该山的明清文献资料是很充足的。加上杜光庭对鹤鸣治（化）位于大邑县的肯定，以及其他历史记载中的旁证，我们可以确定大邑鹤鸣山在道教史上的独特地位。总之，大邑鹤鸣山不仅为今天的道教协会所认可，它历史悠久的道教传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大邑保存至今最早的方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大邑县志》；我们看看这部书有哪些关于鹤鸣山的记载。《山川》：鹤鸣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其起伏轩翥，状类仙鹤，故名。上有二十四洞，应二十四气，每逢一节则气开一洞，余皆闭塞。《广舆记》又云：“有七十二穴，应七十二候。岩穴中有石鹤，鸣则仙人出。昔广（马）成子修炼于此，石鹤一鸣；汉张道陵登仙于兹，石鹤再鸣；明张三丰得道于斯，石鹤又鸣。”
同治《大邑县志》：鹤鸣双涧及鹤鸣山的位置天柱峰，在鹤鸣山前，状如天柱。东西双涧出其两腋，中有大穴，流水相通，八景之一。
鹤鸣山老君山（“鹤头”）及双涧90年代/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据此，鹤鸣山像一只仙鹤，仙鹤的“头”就是天柱峰（亦称老君山），上面原有太清宫（俗称老君殿）。据传，天柱峰也就是祖天师感太上老君降临的地方。“鹤鸣双涧”这一景观至今可见，似乎反映着《云笈七签》卷28所记载“治前三水共成一带，神龙居之”的风光。乾隆《大邑县志·仙释》则记录了在鹤鸣山隐居过的诸位仙真：秦：马成子，扶风人。志存修道，去家访师，遇黄盖童子，授以胎元炼炁之法，乃入蜀大邑鹤鸣山石洞中，复遇异人，授以神丹，曰：“炁为内丹，药为外丹，今授子此丹，当列高真矣。”成子遂白日飞升。
汉：张道陵，生于吴之天目山。及长，学长生之道。游于蜀之大邑，居鹤鸣山，山有石鹤，鸣则仙人出。道人居此炼丹服炁。汉安元年，感老君降，授以秘箓，遂领弟子赵升、王长来云台山炼大丹服之。老君再降，曰：“吾昔为汝说经，今再令汝普度生灵，证汝功行。”道陵拜谢。于是驱邪诛妖，佐国庇民。汉永寿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于半崖跃入石壁中，自崖顶而出，因成两洞，崖上曰峻仙洞，下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将诸秘箓、斩邪剑、玉册、玉印，授长子衡，乃与夫人雍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天，年一百二十三岁。
宋：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周世宗赐号白云先生。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常隐华山，善睡。曾游大邑，至天柱峰侧，题篆字沱石上，曰：“龟鹤齐寿”四字。今坠入水中。
明：张三丰，沙沱国人，旧传道陵后裔也。生有异相。长而好学，历宦四方，善骑射。壮而弃官修道，云游名山。或曰：天目人，名君实，字元一，居陕西宝鸡县。洪武初，太祖召见，异之，赐以玉。后至成都，寓青羊宫，月余，遂入大邑鹤鸣山修炼。山有石鹤，鸣则仙人出，三丰在山，石鹤复鸣焉。居岁余，成祖忆之，永乐间，御书封香，遣龙虎山道士吴伯礼（理）、内太监二人，遍访名山，知在大邑，乃于鹤鸣山麓建一迎仙阁，朝拜夕祷，冀其降临。一日，三丰降，二人喜不自胜，乞其赴京陛见。三丰曰：“自古未有天子成神仙者，汝还奏，惟求勤政爱民，为太平天子，天下受赐幸甚，吾不往也。”二人牵裙泣恳，终不应。乃迤逦迅趋，度手段桥，登访仙岩，冲举升天。后又往来于峨眉山中，入天谷洞，不出，年已三百余岁，嗣是不知其踪。诗文笔迹，每留蜀地沙门焉。
可见，除了祖天师张道陵之外，古代神仙马成子以及陈抟、张三丰两位出名的道门祖师，相传也在鹤鸣山隐修过。鹤鸣山道观旁至今有一棵巨大的柏树，据传为三丰祖师手植，故称“三丰古柏”。《大邑县志》有关张道陵的传说中增加了一些祖天师升天的故事元素，那段故事发生在川北的云台山，也即天师道的云台山治。值得留意的是，鹤鸣山不仅本身像一只仙鹤，山中据说还有一只石鹤，石鹤鸣则有人得道成仙。这只石鹤具体是什么模样的，虽然有一张老照片存世，但图片模糊不清，石鹤的具体形象只好交给我们的想象力来完成。乾隆《大邑县志·寺观》关于鹤鸣山道观的记载如下：
鹤鸣观，在县北三十里。上有太清宫，又名迎祥观。明嘉靖间，八月十八日为万寿圣节。岁命指挥使赍封香诣此，敕羽士修罗天大醮，以祝圣寿。抚按两院、藩臬、巡道暨附近州县群僚咸萃集焉。
迎仙阁，在鹤鸣山下，明成祖永乐间，命道士吴伯理同内监等赍香，寻访张三丰至此，造斯阁，朝夕礼拜，祈三丰降。
在明代，鹤鸣观的道士（羽士）参加国家祀典，每年都用道教最隆重的道场——罗天大醮给皇上祝寿，可见朝廷对鹤鸣山的重视。太清宫俗称老君殿，位于天柱峰（老君山）顶上。按清同治《重修大邑县志》等记载，天柱峰前面还有文昌宫及三官庙等建筑。但鹤鸣山的主山以及鹤鸣观的主要建筑群位于天柱峰（老君山）背后，是以迎仙阁为前殿、依山而建的道观。鹤鸣山道观如今还有斗姥殿、三圣宫、天师殿、玉皇殿等主体建筑，道观以上可爬山至天谷洞。历朝历代有文人墨客，如文同（–）、陆游（–）等人，他们为鹤鸣山撰写了诗词并确定该山是天师道鹤鸣山治的所在地。很明显，大邑鹤鸣山的神圣地位从明代开始也多来源于其与张三丰的关系；有《鹤鸣山》二首诗，传为三丰祖师所作：
沽酒临邛入翠微，穿崖客负白云归，逍遥廿四神仙洞，石鹤欣然啸且飞。
道士来时石鹤鸣，飞神天谷署长生，只今两涧潺湲水，助我龙吟虎啸声。
以前，鹤鸣山上的古碑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出名的“第一山”碑；据民国《大邑县志》载：“鹤鸣山第一山碑，米芾书，清邑人陈继兴由华山绝顶拓回，重摹于石。”除了一张老照片以外，此碑已不见，今在天柱峰石梯侧新立的“第一山”碑，已经没有米芾的字迹了。
明末清初，鹤鸣山道观与蜀中其他许多宫观一样，正一派（天师道）势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兴起于12世纪的全真教，特别是武当山陈清觉仙师（道号烟霞、寒松，–）入川传道后，蜀中道观多是全真龙门派丹台碧洞宗所属。鹤鸣山也不例外，至今犹承其戒坛。据鹤鸣山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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