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浙江日报
先秦以来，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族有谱。编史修志，是世代相沿的文化传统，也是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多年前，中国地方志诞生于浙江绍兴，《越绝书》成为“方志之祖”；南宋时，“临安三志”和“会稽二志”是中国传统方志的定型之作；至清代，绍兴人章学诚被称为中国方志学奠基人。因此，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
赓续绵延千年的修志传统，不久前，《浙江通志》首发式隆重举行。它于年启动编纂，年6月全面完成出版任务。历时11年，共卷（其中公开出版的卷）、册，计1.31亿字，是自清雍正《浙江通志》编竣后，近年来第一部完整的省志，全面展现了浙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堪称是一部系统介绍浙江的百科全书。
志书如何得以修成？其中怎样体现浙江发展脉络和特色？记者开卷细览，并采访了部分志书的编纂团队成员，交流中，历史的风云、当下的现实、未来的前景缓缓铺陈开来——
每一卷
都起码打磨了五年
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地方志，是一个地方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志书的定位是“资料性文献”，因此要比其他研究和文献形式更“全面、客观、系统”。而通志，一般是记述特定行政区域贯通古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时间上的跨度更长。此次《浙江通志》的记录时限，就是从不同事物的历史发端开始直到年为止。
“编纂志书讲究‘横排竖写’，即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浙江通志》总编俞文华告诉记者，比如编写《教育志》，首先要把教育按照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大类进行划分；再比如写基础教育，要按小学、中学等门类进行细分，然后再从其中各项入手，按照时间线把它们的历史、现状都记述清楚。
这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依时间顺序，客观真实、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某一时间段的重要政策、关键事件、重点人物等，根据地方志的记述要求来加以呈现。
编纂志书不能添油加醋，也无须过多修饰，但需要相关编纂人员仔细核实资料，确保入志的事件、人物等准确无误，交代清楚。
“修志虽然避免议论性的表达，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观点，其实在对入志资料挑选时，观点就已经融入其中。”《浙江通志》总编室主任颜越虎说，《浙江通志》在选择门类和事件时，会考虑它们是否能体现浙江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地方特色、时代特征，以此为依据进行篇目设置、志稿编写。
志书的编纂，讲究严谨与规范，这条路漫长且艰辛。
《浙江通志·方言志》是首批出版的志书之一。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徐越教授是该卷的主编，她和浙江方言打交道已有30多年，但在编纂《方言志》时，仍深感其中的难度和挑战。
“因为是修志，所以全省每个县的方言都要有所覆盖。”徐越说，浙江的方言分布情况较为复杂，例如我们知道杭州话因为宋室南迁等原因，只分布在杭州老城区，但梅家坞一带也说杭州话。这些年来，汉语方言发生巨大变化，浙江老派方言特点流失日趋严重，现有资料已难以完整反映更早时期浙江省方言全貌。加上多数方言并没有书面记载，要通过田野调查，从各地居民特别是老人的口中去寻找、记录。
调查过程中，不仅要找到合适的“发音人”，最理想的是三代以上的当地人，不能有长期外出读书或工作的经历，反应要快，记性也要好。同时，还要不断启发“发音人”，不厌其烦询问相关信息，并一字一句地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有时，还需要“发音人”配合体会舌头的位置，感受某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从中抓住当地方言里最主要的特征，进行归纳和记录。
同样因缺乏书面记载而需要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的还有民俗。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通志·民俗志》副主编何善蒙表示，在浙江历史上，把民俗作为单独门类进行修志，这是第一次。浙江民俗资源丰富，但民俗研究相对而言却比较薄弱，整体较为散乱。
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见风俗的异同是一切行政区域皆可出现的。但往往，地域历史文化发展中最生动、接地气的传统也是民俗。
“编纂时，我们尝试着转换视角，去寻找民俗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力。”何善蒙说，自年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承编以来，经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以及资料长编整理、集中编纂等，直到年6月《民俗志》才正式出版面世。
细数《浙江通志》每一卷，编纂团队都历经了至少5年时间打磨完成。白纸黑字的背后，是学者们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守望和耕耘。他们紧揣着情怀与责任，奔波在之江大地，徜徉于史海文山，笔耕日月星辰，终成皇皇巨构。
钱江潮天目山茶叶
都入志啦
浙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片沃土上，文物遗迹数不胜数，文化精品琳琅满目。记者注意到，此次《浙江通志》的卷中，还特别设置了《钱塘江专志》《雁荡山专志》《天目山专志》《海塘专志》《运河专志》《蚕桑丝绸专志》《茶叶专志》《越文化专志》等14卷特色专志，以此来提炼、彰显浙江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历史文脉。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无数浙江人的地方情结之所在。
《钱塘江专志》是《浙江通志》第九十八卷，在以某个具体自然地物作为记述对象的专志中，位列第一卷。该专志主编徐有成说：“上个世纪末，浙江曾从水利的角度编过《钱塘江志》，但这次新编却不仅限于此，还力求从人文历史中，凸显钱塘江的地方特色。”
于是，《钱塘江专志》为钱江潮和海塘开辟专章，并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
钱江潮，以汹涌澎湃、气势磅礴之景闻名于世，被誉“天下奇观”。大潮拍岸惊涛，曾引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诗篇——“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而观潮的习俗则始于汉魏，盛于唐宋，流传至今。钱江潮，不仅是水文奇观，也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和精神象征。
记者发现，在《钱江潮》一章中，编纂团队不仅系统整理了关于“钱江潮”的各类水文数据，介绍在现代水文科学的视野下，钱江潮的生成机理，还梳理了观潮作为浙江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古往今来人们对于“钱江潮”的观察与研究，以及针对观潮行为的社会管理。
在徐有成看来，作为《浙江通志》的一部分，《钱塘江专志》不能仅从自然区域的角度去编纂，还要回答钱塘江对于浙江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如此，就需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看钱塘江。
《茶叶专志》主编阮浩耕也认同这一观点。浙江的茶叶种植、饮茶历史历经千年，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文明，孕育了浓厚的精神遗产，造就了享誉中外的茶文化。此次《茶叶专志》更是用大量篇幅，记述了浙江茶文化，强化了茶叶的文化特性。
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中有“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描写。也许是江南湿润多雨的气候、清淡的饮食，让浙江人在长久的光阴里逐渐形成饮茶的习俗，由此演变成此地不可割舍的文化脉络。
翻阅《茶叶专志》，该志在篇目设置上专门设有茶文化一章，下设茶以载道、茶事艺文、茶馆文化、茶事礼俗、茶文化胜迹、非物质文化遗产、茶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茶文化社团与活动等八节，是各章中设节最多的一章。
千年以往，茶的滋味延续不断。而从采茶、饮茶、品茶中，一代代爱茶者以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展现着其中蕴含的情趣。唐代的咏茶诗，宋代的茶画与法书，元代的茶事入戏，明清以散文、小说书写茶情，近现代关于茶的歌舞和影视等等，这些都被一一记录在《茶叶专志》中，拓宽了其作为浙江茶叶专志的内涵。
“编纂时，我们还特别增加了现存浙江的古茶树一节，通过在各地调研、搜集资料，明确了目前浙江共有20处古茶树所在地。”阮浩耕说，这是《茶叶专志》编纂的一大成果，这些古茶树不仅是茶叶科研的对象，也是景观资源，更是浙江的文化积淀。
修志为用
让大部头活起来
夏日，走进杭州临安的天目山抗战展示馆，讲解员正在向参观者介绍发生在这里的抗战故事。里面的展陈文稿，来自于《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
《天目山专志》是《浙江通志》中第一家通过初审、第一批出版的志书，完整记载了各历史时段，天目山在自然、科研、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变化，已然成为大家了解天目山的首要参考资料之一。今年3月，省地方志办公室印发《关于公布〈浙江通志〉编纂成果转化应用“十佳”典型案例和优秀案例的通知》，《天目山专志》的应用入选“十佳”典型案例。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如今，《天目山专志》还成为天目山“名山公园”建设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助推天目山“名山公园”高质量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地方志有“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的作用。地方志编纂，既是眷恋一方水土，让所在地的方方面面形成系统性文件被记录，也是为地方发展进一步积聚力量，让后人能以更饱满的精神，意气风发投入到新时代建设中。
正如《浙江通志·越文化专志》主编潘承玉所说，全面梳理越国历史文化，意在化古为新，激活其中以“胆剑精神”为核心的不朽生命力，为新时代的文化浙江建设引入丰厚的历史资源。
坚持“修志为用”的理念，推动方志成果转化应用的天地很广阔。
“我们不能让《浙江通志》成为束之高阁的志书。”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郑金月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拓展用志途径，发挥方志功能，让这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事业焕发新机。
比如，依托数字化改革，推动传统方志向数字方志转型，打造一批可听、可视、可读、可体验的方志产品，推进地方志“用起来”“立起来”“活起来”“热起来”；比如，加强各卷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其融入宋韵文化、大运河文化、钱塘江文化、诗路文化等研究活动，发挥志书在新时代文化高地建设中的基础作用；比如，利用方志成果，推动浙江故事走向海外；比如，利用方志记载的人物和故事，进行精品文艺创作等等。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翻阅这一册册装帧精美、典雅厚重的志书，字里行间是时间与空间的激荡、历史与现实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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