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湖山暖心。山水之间，仿佛有一种默契，它们一起构成了风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西湖如果只有水，而没有周边绰约起伏的青山，那么，这湖会是何等的寂寥和冷清？
本文作者郑嘉励是一名考古专家，考古从某种程度上去看，是对时间理智的凝视，而郑嘉励自己这样感慨：“作为新杭州人，这是我几乎第一次正面写杭州的文章”。这大概也是考古工作者第一次从山的角度出发，正面写杭州的文章，也是《城纪》这个版面中较少用学者的视角去看杭州历史的篇章。
我们说到山峰，往往会和峻峭、奇崛、突兀等联系在一起，山水是自然的两种表象，有对峙，但更多的是和谐，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都是同一个道理。
环湖诸山，除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风景之外，如果从它们形成的方向去看，它们对于杭州城市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多重的历史、人文、艺术审美的价值。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山水之间，正是天地间的大美。（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杭州的山
郑嘉励/文
江山湖海，四大自然因素，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华，首先在于山，毕竟江海流动不居，而几度夕阳，青山依旧，环湖诸山之中，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
老和山脚下，“杭州最早出现的中心聚落之一”
老和山遗址，顾名思义，位于老和山脚下的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遗址发现于年初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同年5月31日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和西湖博物馆做了为时一天的清理，具体成果，不甚了了，但有个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参加发掘工作后，深受鼓舞和启发，稍后在他的家乡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华文明历史的良渚文化遗址。
年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华东文物工作队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原西湖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除了大量汉六朝至宋元时期的墓葬，也出土数量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据参加发掘工作的牟永抗先生回忆，工作在三伏骄阳下进行，“既有马家浜文化的遗物，也有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最早正式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兴奋的年轻人有无穷的好奇心。
如今我们知道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以余杭瓶窑“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古国，开创了辉煌的古文明，而在20多公里以外的今杭州主城区附近，大概只在老和山附近的古荡等零星地点存在边缘性的同期聚落。
也许可以把良渚古城视为杭州的前身，年苏秉琦在良渚说过一段高屋建瓴的话：“我本来想说良渚是古杭州。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扎住了”。回顾40多年前的谈话，我由衷感佩苏公纵横捭阖的历史地理视野，在历史长河中，城市中心的发展确实是流动的。但如果缩小视野，就今日杭州主城区范围而言，那么，老和山脚下才算最早的杭州吧。
除去“最早的杭州”所在，老和山北麓也发现过杭州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两汉墓地，有座西汉墓葬出土“朱乐昌”铜印，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可能是个等级不低的武官（蒋赞初《杭州老和山年第一次的发掘》；朱伯谦《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从老和山、玉泉、岳坟一带的汉六朝墓葬，并结合此前的先秦遗址，可以认定这里是杭州最早出现的中心聚落之一，有学者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林华东《钱唐故址考辨》）。
“钱塘县”，半山先秦考古的合理推测
除去“最早的杭州”所在，老和山北麓也发现过杭州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两汉墓地，有座西汉墓葬出土“朱乐昌”铜印，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可能是个等级不低的武官（蒋赞初《杭州老和山年第一次的发掘》；朱伯谦《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从老和山、玉泉、岳坟一带的汉六朝墓葬，并结合此前的先秦遗址，可以认定这里是杭州最早出现的中心聚落之一，有学者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林华东《钱唐故址考辨》）。
会稽郡钱唐县，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境内推行的首批郡县，更是杭州的直接源头。秦代钱唐县治位于灵隐山一线，既有南朝钱唐县令刘真道《钱唐记》“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地犹存”的文献记录，又有考古发现的佐证，也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今日之杭州城区曾为江海故道，邻近大江，地下水苦恶，唐代以前的江干滩涂平地不宜人居，只有高度适中的山麓台地，有山泉可饮，又不为洪水所淹，适合形成聚落，继而发展为县治级别的城市。
灵隐至岳坟一线的西湖北山就是这种好地方，除老和山遗址外，岳坟外宾馆工地（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据说也发现过史前至汉代遗物（王士伦《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杭州文化》）。但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在商周时期，杭州只有零星且较低级别的遗迹和遗物，论社会发展的程度，依然落
后于北部的余杭区，像余杭潘桥镇小古城遗址这种规格的马桥文化（约当中原夏商时期）聚落、余杭镇近十年内发现的较大规模的战国至西汉早期墓地，在杭州城区迄今未见。
先秦时期，最靠近杭州城区的考古大发现，出现于半山一带。年，半山石塘村两座战国贵族墓是浙江省最大的先秦墓葬之一，尽管被盗，依然出有30多件原始瓷乐器，其中的水晶杯尤其神奇，堪称国宝。据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应是本地的“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这位长官最大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县官；既然县官葬于半山，县治也应在附近（杜正贤《钱唐故址新探》）。这是什么县呢？应该是楚国灭越后在钱塘江北岸设置的无名之“县”，作为楚国故县，为秦朝承袭并取名为钱唐县。这是考古工作者基于考古新发现的合理推测，至于秦置钱唐县治为何从半山迁移到灵隐山下，那就无法进一步揣测了。
华信立海塘，杭州城市发展史的大事件
据刘真道《钱塘记》载“防海大塘在（钱唐）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东汉有个名叫华信的人，在钱唐县东约一里左右的地方修筑过防御钱塘江的海塘。
华信立海塘，作为西湖以东至钱塘江之间陆地开发进程中的里程碑，是杭州城市发展史的大事件。华信海塘必在今城区范围内，主流观点认为即今杭州中山路。一里，约今四五百米，距离甚近。如果钱唐县治在西湖以西的灵隐山或老和山，到中山路的距离绝不止此数，所以，大家相信此时的钱唐县治已从灵隐迁到了宝石山东麓。宝石山东至中山路的距离，约一里许。
学者所据主要只是“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这句话。先由唐宋时期钱唐县治位于西湖东北的事实，推断钱唐县治先从灵隐迁至宝石山东麓，再以此推定华信海塘即今中山路，再以中山路反过来坐实县治在宝石山东麓。如果缺乏考古实证，在逻辑上，是个死循环，但它符合杭州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事实，因为隋唐钱塘县治确实在今宝石山东麓一带，由后代的事实，反推县治必曾有从山中搬出的过程，那次搬迁活动就发生在华信立海塘前后，逻辑自洽，合情合理。
宝石山东麓一带，今天是一马平川，历史上则多连绵起伏的山丘，杭州少年宫（即原昭庆寺）后到今省政府大院之间有一些小山，名叫弥陀山，旧称霍山，也称武林山（附近的杭城北门武林门，由此得名）。霍山不高，但地位尊崇，号称杭城诸山之祖，东汉以后的钱唐县治即在此附近。
说来奇怪，四五百年的县治所在，竟然连一点重要的考古遗迹也无。据说，民国初，“宝石山畔有毁掘坟墓者，初为近人之墓，其下乃有宋人之墓，再下乃有晋人之墓，千百年间堆积如此”（钟毓龙《说杭州·说陆地》）。网络和民间口碑中倒有许多线索，从弥陀山至六公园附近的都锦生织锦厂、望湖宾馆一带，历年来发现过东汉水井、汉晋砖瓦和青瓷器等文物（林盈盈、林华东《再论秦汉钱唐县故址地望》），但从未有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刊布，聊备一说而已，真相只能期待将来的地下发现了。
秦汉六朝时期的杭州，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称为“山中小县时代”。杭州早期历史可以视为一部山地聚落的变迁史，先是由北至南，从余杭到杭州，继而自西而东，从西湖以西的深山走向湖东的低山丘陵。
环湖诸山中，将台山顶的排衙石和飞来峰山顶的莲花峰，应该是分布有唐宋摩崖石刻最高的两个地点，因为前者邻近凤凰山的杭州唐宋衙署，后者的灵竺山水从晋唐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和热门景区。至于其他更高更偏远的山峰，例如十里琅珰、石人岭、天门山等地，对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而言，路途实在艰难，则为白居易、苏东坡的足迹所未及。清代曾有一种说法，秦钱唐县治在粟山（石人岭），但那里山高路遥，在唐宋乃至近代，尚属荒僻，不宜人居，作为秦汉时期的县治是没有可能的。
凤凰山麓地表抬升的过程，就是杭州子城的发展过程
隋唐五代时期的杭州，谭其骧称为“江干大郡时代”。江干最重要的地点，曰柳浦。柳浦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北岸，与对岸的西陵（今萧山西兴）隔江相望，是跨越钱塘江的津渡要地。
隋开皇九年（），隋平陈后，废郡设州，杭州之名正式在历史上出现。两年后，在柳浦之西的凤凰山东麓建成州治。这座“周围九里”的小城，即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子城，后来的南宋皇城。
凤凰山之名，听着普通，其实是一座高峻的石灰岩质的山峰，论宜居程度，未必胜过宝石山东麓。依山建城，主要出于战略考虑，因为占据柳浦渡及其附近的制高点，就等于扼住了两浙之间的咽喉。
白居易《余杭形胜》诗云：“余杭形胜天下无，州枕青山县枕湖”。唐代的杭州，南为江干凤凰山麓的州城（子城），北有宝石山麓的钱唐县城，浙江大学历史系陈志坚教授的著作《州枕青山县枕湖——杭州城址变迁史话》，以此句为书名，可谓醒豁。陈志坚说唐代的杭州是“州城”和“县城”两座小城并列的布局，上演一出“双城记”，直到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依然如此。陈志坚对南宋以前杭州城市历史的研究极其精彩，我于此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唐宋子城（南宋皇城）“周围九里”，规模不算小，千年以下，城墙、衙署、楼阁亭台，俱已无迹可寻，但馒头山一带尚有建筑基址埋于地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勘探到皇城遗址，保存尚可。子城最大的特征就是“依山筑城”，而凤凰山本是陡峭的山峰，山谷之间并无太多可供建设的平旷台地。年，我到皇城西侧考察圣果寺（南宋改为殿前司，岩壁间留有宋高宗“忠实”摩崖）遗址考古工地，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媛领队在此已发掘一年有余，令人大开眼界——今天的地面很高，触手可及“忠实”摩崖和吴越国十八罗汉造像，而吴越国时期的寺院台基已在距今地面5.72米深的地下，而隋唐时期的地面还埋在更深处呢。一千多年来，该地屡兴屡废，屡废屡兴，地面不断抬升，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比隋唐时期至少高出6米的地面上。
圣果寺遗址是凤凰山的一个缩影，有理由相信南宋皇城遗址的核心区，恐怕正是在隋文帝开皇九年（）以来经过无数次的夯筑和兴废逐渐填筑、抬升起来的。凤凰山麓地表抬升的过程，就是杭州子城的发展过程。
今人不见唐宋子城、南宋皇城的盛况，终究令人遗憾，但南宋宫廷绘画也许可以部分满足我们的想象力。马远《踏歌图》画面中段的云雾深处，若隐若现的松林，掩映着宏伟的建筑群，云雾边缘的一堵城墙，美术史家一般认为是南宋皇城的某个场景。马麟《楼台夜月图》、马远《雕台望云图》等团扇小品，山石、楼阁、树木、空旷的天空，画家笔下的景物，可能也是南宋皇城的一角。
也许读者会说，南宋画家惯用“斧劈皴”技法表现的山峰，太过峻峭、奇崛、突兀，不像人们惯常想象中的江南秀丽山水。但如果我们曾经取道八蟠岭，直趋山顶，一定会感慨凤凰山的峻峭，并折服于南宋画家在写实基础之上的概括与升华的艺术表现力。
凤凰山是神奇的。浙南山区真实的大山，不如她灵动，浙北水乡雕琢的假山，不及她自然。如果说有不足之处，就是石灰岩山区，雨水多，云雾多，南渡的北方权贵不适应，把杭州说成“卑湿之地”，南宋皇子多夭折，据说与山中的潮湿环境有关。但凤凰山绝不卑矮，大凡研读南宋宫廷画并且实地攀登过凤凰山（凤山）、玉皇山（龙山）的人知道，这是一组奇崛的山脉，夏圭、马远笔下的烟雾弥漫的山水景观，不正是湖山的写照么。
且往山中行，山中才有好风景
唐代南北双城之间的腹地，即今杭州主城区，由于远离山麓，迫近钱塘江，饮水很成问题。直到唐建中年间（~）刺史李泌开六井，导西湖水入城后，“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
公元年，割据两浙的钱镠修筑大城（罗城），将子城、钱唐县城和“主城区”包罗在内。杭州筑城的过程，是先完成两头，再连接中间，故而呈现为南北两头粗、中间略细的腰鼓状，故称“腰鼓城”。年，钱镠在东城墙外修筑起捍海塘，从此海潮不犯城内。经过钱氏吴越国近百年的经营，这座腰鼓城终于一跃而为“东南形胜第一州”，并在南宋临安城时期臻于鼎盛。
随着西湖以东的主城区人口日繁和高度发展，凤凰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元灭南宋后，拆毁城墙，皇城亦遭毁弃，元末重建杭州城时，竟将隋唐以来的政治中心凤凰山整体割弃于城外，沦为城市边缘。自五代吴越国以来，城区逐渐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但由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特性，唐宋以来的城市遗迹深埋地下，南宋临安城遗址普遍埋于距今地表2米以下的深处。在今天的主城区很难见到早期的古迹，真正的唐宋遗物，例如慈云岭、烟霞洞、石屋洞、九曜山的吴越国佛教造像，南屏山、飞来峰、排衙石的两宋摩崖题记，则深藏环湖诸山之中。
且往山中行，山中才有好风景。
自从凤凰山被割弃于城外，吴山遂为明清杭州城内唯一的山。吴山是篇大文章，这里只说瑞石洞的奇石，常来吴山的人，注定会喜欢此地的石头。
与凤凰山、飞来峰一样，吴山也是典型的石灰岩山体，陆游《西湖春游》“灵隐前，天竺后，鬼削神剜作岩岫”，张岱《西湖梦寻》形容飞来峰“棱层剔透，嵌空玲珑，是米颠袖中一块奇石”，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吴山瑞石洞。不同的是，灵竺是唐宋的热门景区，而紫阳山（吴山的一部分）瑞石洞一带，邻近南宋太庙，是为朝廷禁地，宋宁宗朝权臣韩侂胄也曾在此附近建造阅古堂等私家府邸，一般平民想必无缘欣赏这里的奇峰异石。
宋元鼎革后，此地逐渐开放，周密《癸辛杂识》说他从青衣洞的阅古泉，走到瑞石洞，看过月波池、飞来石，天色向晚，据说山中有虎，就不敢继续向前走了。莫非宋元之交的吴山，果真荒凉如此？
元代诗人萨都剌《游吴山紫阳庵》诗：“天风吹我登鳌峰，大山小山石玲珑。赤霞日烘紫玛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飘绡云起穿石屋，石上凉风吹紫竹。挂冠何日赋《归来》，煮茗篝灯洞中宿”。瑞石洞奇石已是官员、文人士大夫的赏玩对象，并已有“紫玛瑙”“青芙蓉”等承袭至今的命名。
乾隆皇帝南巡，常来瑞石洞，并为“飞来石”题诗礼赞。我对瑞石洞的喜爱，不在灵隐飞来峰之下，因为这里的每一块奇石，翠壁、寿星、鳌峰、垂云、紫玛瑙、清芙蓉等等，均有贴切、典雅的命名，并在石头恰当的部位，镌刻上字体、大小、疏密、排布合宜的题名。题名与奇石，浑然一体，犹如《登徒子好色赋》形容佳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是那种传说中的分寸感恰好的完美。
我极赞赏奇石和题名所共同创造的审美范式。但瑞石洞的奇石题名，并无落款，年代不详，杭州文史工作者多据萨都剌《游吴山紫阳庵》诗把这组石刻系于元代。但萨都剌的题诗与石刻的年代并非一回事：或许在萨都剌以前，这些石头已具美名；口耳相传的美名，并不一定非要题刻在石头上不可，犹如吴山十二生肖石，每块石头都有老杭州耳熟能详的名字，但至今也未将它们镌刻其上。
无法判断年代的文物，就谈不上研究，更无法写文章，我每次到瑞石洞，都心存歉意。明万历三十一年（）浙江布政使范涞撰《紫阳庵碑记》，记录瑞石洞附近紫阳庵及奇石的形态和空间关系甚详，在西湖历代记文中，描述景物很少有如此明确而具体的。范涞对瑞石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了然于心。后来我在丁丙《武林坊巷志》中读到一条材料，才恍然大悟，范涞非但做过这篇文章，而且他就是奇石题名的作者，据清人姚靖《西湖志》：“万历三十一年，布政司史继宸、范涞建秀石堂、远览堂。……其山多胜迹，有采芝岩、载药圃、涤凡池、寻真路、成道树、松关、补衣石、青芙蓉、归云洞、天籁谷、三台石、紫阳亭、……瑞石洞、飞来石、龙窟、鳌峰、翡翠岩、垂云峰、月波池、蟾蜍石、蹲狮石、丹药灶、翠壁、迎真桥洞、朝元路、透天关诸胜。范公（范涞）悉为镌识，复撰《紫阳仙迹记》，绘其图景，并勒石空翠亭中，并诸名人诗石在焉。”（丁丙《武林坊巷志·丰下坊三·紫阳庵》）。
这批奇石经其品题，名实之间的关系，就此固定下来，我们至今可以按图索骥，将名叫垂云峰、寿星石、橐驼峰的石头，逐一确指。奇石的定名，极形象；题名的书法，极宁静，体现了古人造景的匠心，赋予大自然以不朽的人文审美价值。
我不厌其繁地描述吴山奇石，是因为环湖诸山在我国园林史上的特殊意义。宋徽宗在汴京建造的艮岳，模拟凤凰山；宋高宗退居临安城内的德寿宫，其园林则模拟灵隐飞来峰和冷泉溪。凤凰山、吴山、飞来峰，是宋代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师法造化的范本，恐怕也是奠定当时园林“叠山理水”审美范式的灵感源泉。
凤凰山圣果寺附近的月岩，中秋夜，圆月从奇石上空掠过，是南宋皇城内脍炙人口的赏月地点。明万历年间杭州才人高濂的《四时幽赏录·胜果寺月岩望月》是篇好文章：
胜（圣）果寺左，山有石壁削立，中穿一窦，圆若镜然。中秋月满，与隙相射，自窦中望之，光如合壁。秋时，当与诗朋酒友，赓和清赏，更听万壑江声，满空海色，自得一种世外玩月意味。左为故宋御教场，亲军护卫之所，大内要地，今作荒凉僻境矣！何如镜隙，阴晴常满，万古不亏，区区兴废，尽入此石目中，人世搬弄，窃为冷眼偷笑。
凤凰山，月岩，左瞰西湖，右览钱江，奇石嶙峋，江潮起落，万壑松涛，中秋之夜，与三二诗朋酒友，赓和清赏，南宋的大内要地，今日之荒凉僻境。无限风光，不尽唏嘘。
环湖诸山，是士大夫向往的地方，也是杭城普通民众归去的方向。明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谓杭州南北二山是“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坟墓为考古工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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