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回首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一位位中国科学家义无反顾，与祖国共赴危难。他们或研发武器装备，或从事战时保障，或奋力救死扶伤，在破碎的山河之上，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自己宝贵的科学智慧。改革君将陆续刊发“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系列文章，为您讲述这些硝烟中胸怀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的故事，展现他们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
竺可桢（—），近代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在抗战期间，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领导学校千里跋涉四次西迁，并将浙大建设成为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东方剑桥”的中华名校。
山高路险，不弃文脉
年8月13日，抗战史上著名的淞沪会战拉开帷幕，毗邻上海的杭州很快也笼罩在战火中。为保全学校和寻求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浙大开始准备避难迁移事宜。8月26日，校长竺可桢赴杭州附近的东天目山考察，决定设分校和临时办事处，接纳一年级新生报到。之后杭州形势紧张，11月5日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大决定全校集中迁往建德。
年2月5日，宜山浙大标营宿舍被炸情形
在举校西迁之前，竺可桢10月初已先行赴建德觅址，并派人筹建临时校舍。但这只是浙大迁徙的开始，随着战火的蔓延，再迁吉安、泰和，三迁宜山，四迁遵义，在两年多的烽火岁月里，浙大师生被迫一路西行，一路播迁，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至年初定址遵义湄潭，铸就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浙大的西迁路线和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相似，被誉为是“文军长征”。
竺可桢（前排左三）与浙大校友，年6月22日
作为一校之长，竺可桢运筹帷幄，未雨绸缪，展示了出色的决策、组织才华，早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时，竺可桢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设立战时后方服务队，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规定学生必须参加，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以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
更重要的是，每次迁徙，竺可桢都亲力亲为，或先行跋涉勘察校址，研析考量当地的气候地理、风俗民情、社会状况等；或积极奔走，争取国民党高层或地方要员，借助各方力量保障学校的顺利迁徙和运转。而在转移时，竺可桢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批撤离。由于筹划周密、准备得当、组织有序，虽历经艰险，浙大的几次辗转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师生们面对日军的轰炸也能从容应对，年敌机专门轰炸宜山校舍，学生们有序离开校舍避于江边，“无一重伤”。
浙大师生在西迁途中的渡船上
在浙大西迁时，当时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也面临着战火的威胁，欲转移至安全地方却受制于经费、人力、运输工具的不济。竺可桢得知此事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先是将库书运至建德，杭州陷落后又建议教育部长陈立夫将该书运往内地，教育部随即决定由浙大协运《四库全书》，为此，竺可桢派专人负责库书的迁移，先至长沙，又至贵阳。
年2月，竺可桢因公路过贵阳时还专门查看《四库全书》的储藏情况，并提出了“屋须改用瓦片，箱中书籍须晒曝，而该地必须有人主持，因此不能不有预算，约计每月一百六十元之谱”等具体的建议。
浙大迁至遵义后，竺可桢又派专门人员协助藏书曝晒事宜。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贵阳一度受到威胁，教育部接受了竺可桢的建议将库书运往了更为安全的重庆，使其终免战火波及。《四库全书》是我国古典文献的精华和象征，文澜阁藏书历经波折终得保全，它和西迁的浙大一起流亡，正可谓“山高路险，不弃文脉”。
人才为先，精英荟萃成就“东方剑桥”
年任校长时，竺可桢即强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并表示要“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为此，不遗余力网罗优秀人才成为竺可桢一项不间断的工作。年上任伊始，竺可桢多次登门拜请当时被视为“杭州瑰宝”的马一浮任教浙大，并满足马提出的颇为苛刻的要求，但仍被怀疑“请邀之心非真诚”而不了了之。
直到年，受到战争威胁的马一浮提出要随浙大迁移避难，竺可桢并未计较马的多次失约，这位国学大师方得以入教浙大。在竺可桢的争取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各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在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和新聘教员会晤的信息。
浙大的人才引起了其他部门的兴趣，为将这些人才留在浙大，竺可桢使出各种招数与各方周旋。年，中央大学意将张肇骞调往任职，被竺可桢以“浙大植物只张一人”而“竭力阻之”。年，教育部长陈立夫想挖角苏步青，“立夫欲成立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欲请清华之华罗庚、陈省身及浙大苏步青,陈已允就。正之不肯让华，余亦不肯让苏。”正是竺可桢长期的努力，浙大成为当时学术精英汇集的舞台。
年有人撰文分析当时中国各高校研究人员，对此竺可桢认为：“浙大方面提及苏步青、黄翼与罗宗洛、谈家桢，但未及贝时璋、何增禄。大概而论，尚称平允，但遗漏亦不少……物理方面何增禄与王淦昌二人对于光学与理论物理实均极有根底，惜无机缘发展耳。”虽是为当时浙大同人不被世识颇感不平，但也体现了竺可桢对教师质量的自信。
随着学术精英的汇集，竺可桢的另一个教育理念也得以逐渐变成实践，“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到达宜山后，浙大新成立了师范学院。年1月又决定将原来的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年抗战胜利后又开始筹设法、医两院，至年返回杭州时，浙大已成长为一个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这是竺可桢对浙大也是对历史交出的成绩单。
年，著名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后两次参观浙江大学，他对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学术气氛浓郁、科研成就拔萃印象深刻，赞誉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是“东方的剑桥”。这既是对浙大的赞誉，也是对竺可桢的褒奖。
爱生如子，战火中培育国之英才
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时，竺可桢着手试行一种新的制度——导师制，他曾在日记里写下，“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如昨星期日，天气既值秋高气爽，导师与学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正是天目山试验的良好效果，竺可桢决定“抵建德后行导师制，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则另行选择”，导师制开始在全校落实推行。这一创举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认可，年5月，教育部派员到浙大视察，对导师制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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